國家、總統和首相——這些都是每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佔據新聞頭條和媒體關注度最高的角色。然而在過去十年間，而且在遠沒有那麼大張旗鼓的情況下，城市、州份和地區政府（統稱為「次國家」）一直在遵照《巴黎氣候協定》的指導行事，甚至是在本國政府未能做到這一點時也是如此。這意味它們投資於清潔能源系統和其他城市創新項目以減少本地排放，並通過像C40城市氣候領導聯盟，和全球市長盟約（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這類網絡，分享可行方案以加速在更大範圍內的進展。
幸運的是，今年在杜拜舉行的第二十八屆聯合國氣候大會上，作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舉措，讓人們對更廣泛的氣候變化進展增添了希望。首屆地方氣候行動峰會，將市長和州長聚集在一起，直接與國家和國際領導人互動，展示各大城市是如何推動各類解決方案，並催生一些得到全球採納的創意。
這個突破的時機再合適不過了。聯合國最近發表了自第十五屆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以來，全球所取得進展的首份官方報告表。報告顯示，為了避免氣候變化的最嚴重影響，各方需要採取更為大膽和緊急的行動，將全球變暖限制在不高於工業化前水平攝氏1.5度的範圍內。
而弗里敦（Freetown）這類極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城市（從極端高溫到突如其來的洪水和山泥傾瀉），則決心推動世界領導人擴大自身方案力度——並賦予城市更多的領導權。
弗里敦已經展現了城市是如何通過創新行動樹立榜樣。當城市化導致市內70%的樹木消失時，該市創設了一個項目，以此招募居民參與恢復綠色植被，以減輕嚴重高溫的影響。弗里敦的年輕人是「在2024年以前種植一百萬棵樹」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他們的參與也不僅限於此。年輕人在弗里敦社區災害管理委員會中佔有重要地位，並將集體力量投入城市的「改造弗里敦議程」中（其中包括植樹計劃）。
但弗里敦並非單一例子。菲律賓奎松市（Quezon City）便創建了一個可持續城市花園和農場網絡，解決了居民的食品安全問題，並減少了傳統農業所帶來的排放。在秘魯的利馬（Lima），公民領導們制定了一項氣候變化計劃，不僅旨在保護該地區的生態系統，還針對一些（從一個公園到另一個公園，從一個果園到另一個果園的）小變化，以積少成多的方式改善了城市景觀。他們還啟動了一項卓有成效的工作，以監察和改善城市兒童遊玩、學習和生活區域的空氣質素。
通過上述以及其他許多方式，各個城市正在向全球領導人展示真正的進展是如何實現。但城市不能僅僅被視為典範，還應被視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
情況通常並非如此。即使在那些國家領導人自稱相信多層管治理念的地方，其政策框架也往往對本地和地區性的氣候努力漠不關心，致使那些已被證明有效的解決方案遭到忽視。在今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以及未來幾年間，地方領導人都應該在討論中擁有平等發言權，並獲得採取果斷行動所需的資源。
一個真正的國家和次國家政府合作夥伴關係，可以成為解鎖持續氣候融資流的關鍵。通過攜手努力，地方和國家領導人可以對各類全球機構進一步施以相當大的影響力，包括聯合國、各多邊發展銀行和那些有能力加速氣候融資解決方案的政府。
世界各地的市長正日益走在一起，以統一的聲音傳遞這一訊息。因此在第二十八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地方氣候行動峰會之前，C40網絡現代化了其領導模式，設置了兩名——而不僅是一名——主席。該網絡現由倫敦和弗里敦市長共同主持，而這種安排也更好地代表了世界各地民眾的見解和經驗。
第二十八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也提供了機會，在倫敦市長簡世德（Sadiq Khan）的領導基礎上再進一步——他在之前任C40主席時，協助確保該組織三分之二預算，被用於推動全球南方這個受氣候影響最嚴重地區的氣候行動。
世界各地的地方領導人證明了，當我們滙集力量，集中資源，並真誠地攜手合作時，地方和國家政府都可以取得巨大的進展，並協助保衞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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