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情況都一樣。面對網上虛假資訊和誤導資訊的衝擊、對媒體和政府的信任下降，以及「新聞荒漠」的蔓延，政府、慈善家和出版商都在拼命尋找資助高質素新聞報道的途徑。
澳洲在2021年通過了一項開創性的《新聞媒體議價法令》，強制Alphabet（谷歌母公司）和Meta（Faceboook母公司）為其平台上分享的新聞內容，向媒體機構付費。此模式隨後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了推廣，加拿大於今年6月制定了澳洲法令的本國版本（C-18），南非也對數碼廣告市場啟動了調查。印尼、日本、紐西蘭和瑞士等國家，都考慮類似法案，而巴西大刀闊斧的《虛假新聞法》雖在5月受阻，最近也再次提交審議。
與此同時，在美國，旨在允許新聞出版商進行集體談判的《新聞競爭和保護法》，在今年3月由參議員克洛布徹（Amy Klobuchar）提出，但其立法進程隨後陷入停滯。加州立法大會在6月通過了要求大型科技企業與新聞機構，分享廣告收入的《加洲新聞業保護法》，但該法案被擱置直至2024年。
在反對這些法律時，谷歌和Facebook等科技巨頭，淡化了新聞內容在其平台上的重要性，聲稱這些東西可以被輕易刪除——因為觀眾並非真正需要它。谷歌則退而採取直接向出版商付款的方式，希望一筆不大不小的款項能讓媒體企業放棄支持各類平台付費法律。
但我們最近發表的研究論文顯示，這類付款協議並不能涵蓋由美國出版商製作的新聞內容的全部價值。我們保守估計，Facebook和谷歌每年應支付約140億美元內容使用費給美國新聞機構。我們的研究顯示，Facebook每年欠出版商19億美元，而谷歌則欠100億至120億美元，還附上了詳細的研究方法論說明，並邀請各方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構建和完善。
在過去20年間，谷歌和Faceboook的廣告收入節節攀升，而傳統媒體賴以資助公共利益新聞和調查性新聞的廣告收入卻出現下滑。這並非偶然事件。隨着個人開始直接在平台上獲取新聞，廣告收入也轉移到這些平台上，並在此過程中為廣告商提供了一個龐大而穩定的用戶群體。儘管谷歌和Facebook辯稱新聞機構應當感謝平台，將流量引導到後者的網站，但我們的發現顯示情況並非如此。
我們的研究基於大量經濟研究，而這些研究顯示在兩方合作時才能創造價值。大型數碼平台和新聞內容創作者，一起提供的互補性服務所產生的經濟價值，要比分開時更多。新聞媒體向科技企業提供高質素的內容，使後者的使用者保持參與並鼓勵人們回到平台。同樣，這些平台為新聞出版商提供了受歡迎且易於使用的管道，借此將新聞內容傳播給更多受眾。
目前谷歌和Facebook主導美國數碼廣告市場，使這兩個主要平台能夠抽取網上新聞內容創造的幾乎所有經濟價值。此外，正如美國司法部和38個州的總檢察長，在當前谷歌反壟斷訴訟中所論證的那樣，該公司通過壟斷關鍵技術維持數碼廣告市場主導地位。
我們的發現，凸顯出谷歌和Facebook當前支付給新聞出版商的金額，和假設它們作為非強大壟斷企業所會支付的金額之間的明顯差距。我們確定更公平補償金額的方法簡單、透明，且具有說服力。一些政府官員已經在政策討論中採納了我們的方法，而世界各地的出版商都可以在與谷歌和Facebook的談判中，使用我們的成果。
我們的方法論，也可以協助那些希望了解自身內容如何被ChatGPT-4這類大型語言模型使用的出版商。然而無論技術如何演進，媒體體系的基本原則都應保持不變：如果你利用新聞內容獲取巨額利潤，那就該為此付費。
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技術、媒體和通訊項目主任希夫林（Anya Schiffrin），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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