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0年代末的時候，美國經濟似乎陷入嚴重困境。連年通脹引發人們強烈不滿；生產率增速從二戰後的每年2%，下降到幾乎為零；在各類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衝擊下，美國的韌性似乎正在減弱。針對這些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分為兩類：新自由主義和積極的產業政策。最後新自由主義者勝出。
新自由主義要求縮小國家規模，盡可能放鬆管制，減少反壟斷執法，認可作為重振私營企業和激勵「就業創造者」合理代價的經濟不平等加劇。其核心假設是市場總能帶來比政府計劃更好的結果。然而，當前人們的共識，是這種做法已經以巨大的失敗告終。
除非算上過去40年財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急劇擴大，否則一切都並未按照新自由主義宣導者的設想發展。雖然許多控制着媒體的富人，將我們第二個鍍金時代的這一特徵視為成功的標誌，但我並不這麼認為，而且懷疑大多數美國人也是同樣的看法。
至於積極的產業政策，它之所以胎死腹中，是因為反對它的主要論據被證明是相當有說服力的。這個論據並不是說市場總是把事情做對，也不是說政府過去從未成功實施過有利於發展的產業政策。相反，人們一致認為政府「干預」學校、銀行和鐵路建設，並為其提供資金，引入適當的關稅和其他壁壘以保護真正的「新生工業」，而這些都使各國能夠抓住工業技術帶來的經濟機遇。
也沒有人嚴肅地論證過美國二戰後的繁榮是總體自由放任政策的結果。最大的例外是芝加哥大學的鴕鳥學派，他們刻意忽略了美國政府自1933年以來在引導和補貼投資、穩定需求和市場、為科技研發投入大量資源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但他們只能假裝美國的繁榮，並不依賴於公共部門在創造和協調科學知識和技術專長方面的作用，也不依賴於公共部門在培養工程人才群體方面的作用。
沒錯，1980年代反對積極工業政策的唯一令人信服的論據（也是此後唯一的論據），是1970代後的美國缺乏實施激進工業政策的國家能力。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舒爾茨（Charles L. Schultze）在1983年秋季版的《布魯金斯評論》（The Brookings Review）上寫到：「政府不僅不可能事先選出一個成功的產業組合，而且試圖這樣做幾乎肯定會造成很大的傷害。有許多重要任務確實只能交給政府完成，而且只要持續努力和盯緊一點，政府就能把這些任務完成得還算不錯。但是大多數民主政治體制，尤其是美國這種，根本無法做好的一件事，就是在特定的企業、城市或地區之間做出關鍵性的選擇，不帶一絲情緒地決定應該或者不應該讓哪些繁榮發展。然而，恰恰是必須且明確做出的這種選擇，才能使產業政策不至於淪為一個政治分肥手段。」
這一論點具有廣泛的說服力。當時的感覺是有太多的政府決策並非出於對公共利益的考慮，而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正如參議員博瑟（Barbara Boxer）曾經口不擇言地說：「（在我所在的州）B-2轟炸機攜帶著大量的工資單」（她想說的是有效載荷）。太多管理和指導經濟發展的機構，似乎已被投資者、管理者或這樣那樣的寡頭壟斷所俘獲。K街（KStreet，一般被稱為華盛頓的遊說行業）上有太多的高樓大廈，由太多的利益集團提供資金，而且充斥着太多的前立法者及其助理。試問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技術官僚式成本效益分析，怎麼可能只是一個騙局？
但如今美國有三個壓倒性的理由來全力推行產業政策。首先，全球變暖的災難迫在眉睫，需要採取戈爾（Al Gore）半個世紀前所正確呼籲的規模大得多的行動。其次，需要調整美國經濟的方向，將繁榮從沿海金融和財閥轉到全國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身上。第三，就在俄羅斯總統普京全面入侵烏克蘭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與其建立了「無上限」的夥伴關係，從那時起我們顯然正在經歷一場歷史性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轉型，正如亞當史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所寫的那樣，「國防......要比富裕重要得多。」
基於這些原因，當前美國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問題，不是我們是否應該奉行產業政策，我們已經別無選擇。問題在於我們可以做些甚麼來證明舒爾茨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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