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目前的趨勢，未來十年世界升溫幅度可能超過攝氏1.5度，可以預期氣候災害將加劇，數百萬人陷入饑荒，造成數萬億美元的損失，對這一問題責任最小的國家受到不成比例的傷害。更糟糕的是，全球生物多樣性危機正在向我們來襲：生態系統遭到侵蝕，已處於崩潰邊緣，物種滅絕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加快。在這方面，窮人受到不成比例的影響。
為了以必須的速度和規模解決這一雙重危機，國際社會必須改變做法。從歷史上看，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全球協定是分別談判的，雖然這兩個問題密切相關。此外，這一過程還受到結構性差異、權力失衡，以及國家和商業利益優先於全球共同利益的破壞。
無論是人類社會還是支援它們的自然系統，都無法孤立地運轉。複雜、動態的交互挑戰，需要基於系統思維和全面核算所有資料的解決方案。但相關資料庫規模巨大且不斷變化。我們不可能單靠自己駕馭它們。我們需要一個駕駛助手。
在最近的突破之後，人工智能（AI）可以發揮這一作用。該技術已被證明對分析海量資料、識別模式和預測行為最為有用。它很可能是解決相互交織的氣候、生物多樣性和不平等危機的關鍵，從國際談判桌開始。
例如，人工智能可以通過闡明生物多樣性與氣候問題之間被忽視至今的聯繫，極大地改善國際談判。這些發現將證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之間，建立更正式、相互關聯的關係，是合理的——這兩個機構一直在分別談判協定。
人工智能還可以揭示巴黎氣候協定等協議的總體影響，以及許多關注水、能源安全和海洋等問題的不成熟的領域倡議。就目前情況而言，為了深化全球合作，最少已經談判了25萬項條約，但所有這些外交活動的總體影響令人失望。
人工智能的預測能力和分析精準度，有助解決這一挑戰。人工智能可以處理來自這些條約的大量資料，識別所有衝突、矛盾或差距，從而有助防止重複工作，解決分歧，確保沒有關鍵問題未得到解決。
這種潛力的一個例子，可以在貿易協定領域看到。喬治亞州立大學的法律分析實驗室（Legal Analytics Lab），正在利用人工智能，識別對貿易爭端影響最大的具體法律條款，理解條約語言如何影響國際爭端的結果。同樣，人工智能可用於分析環境條約，確定哪些因素或條款可以帶來成功的環境結果，並識別條約之間的潛在衝突。
此外，人工智能還可以促進全球條約資料庫的創建，談判者可以在其中快速搜索現有協定中的類似條款，查閱先例，避免矛盾。這套系統可以確保條約的協調，促進更有效的全球外交生態系統。
最後，人工智能還可以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獲得最先進的資料分析，有助糾正阻礙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取得真正進展的權力失衡。領先的人工智能開發者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可以創建工具，以可兼容的格式收集有關一個國家生物多樣性、氣候和經濟的所有相關資料。
較富裕的國家通常可以帶着各種的高級律師和分析師一起參加全球談判，但低收入國家往往難以派出一名代表。這種差異在去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7）上顯而易見。雖然會議實現了比前幾屆COP更具代表性的平衡，但最大的代表團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有逾1000人，而有逾100個國家的代表人數不超過50人，有幾個國家只派出了一兩個代表。有了人工智能，像不丹這樣小的國家（COP27有15名代表），可以突然擁有與坐擁專家軍隊的國家相同的資料和分析能力。
但這不僅事關數字。低收入國家在技術和研究專長方面仍在從後趕上，而全球數碼鴻溝正在加劇這種不對稱。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資料，美國和中國合計佔全球超大規模數據中心的50%，佔全球頂級人工智能研究人員的70%，佔人工智能初創企業總注資的94%。
我們可以通過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人工智能聯合試點，克服這種集中的影響，而不是等待他們開發自己的本土技術。這樣做將使代表們能夠即時評估談判達成的協議對本國法律、能力和利益的影響，從而大大改善他們的決策。
當然，人工智能不是靈丹妙藥，正如蓋茨最近所指出的，它帶來了一些風險。人工智能無法取代人類的創造力、直覺和智慧。它可以以無與倫比的速度和準確性分析資料，但它不能作出道德判斷或確定結果是否公平。此外，為人工智能提供資訊的演算法，本身可能會受到根深柢固的偏見影響。道德和政治決策仍然需要共情的人為干預。
為了駕馭人工智能革命，我們必須了解技術的潛力和局限性，以及我們自己確保其公平和道德使用的責任。我們必須防範有偏見的資料，並對潛在的黑客和操縱保持警惕。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就能朝着建設可持續和公平未來的目標前進——即使希望在公眾想像中一退再退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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