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在紐約閉幕的聯合國未來峰會，以及明年的第二屆社會發展世界峰會旨在「為實現各項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以及應對新出現的挑戰和機遇制定路線圖」。但如何為必要的投資融資，尤其是在許多國家負債累累的當下則是全球討論焦點。
現在的世界要比10年前更加複雜，當時正是設定了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及其169個具體目標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起草完成的時候。該議程於2016年1月獲得批准時新冠疫情並未降臨，戰爭還沒肆虐於烏克蘭或加沙，美國和中國亦未發生嚴重分歧。
如今世界經濟則更加分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多邊主義受到衝擊。此外，貧困人口數量有所增加：據估計在2020至2023年間有1.65億人（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民眾）生活在世界銀行設定的貧困線以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每天3.65美元）。
與此同時許多國家正日益難以控制自身債務負擔，因為政府被迫增加公共支出，去應對疫情及其引發的生活成本危機。如今只有27個發展中國家（佔總數的18%）並未處於債務負擔過重狀態，其餘都在債務負擔的困擾下苦苦掙扎，致使經濟增長和發展被削弱，加大最終違約風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低收入國家的債務負擔閾值，介乎於GDP的35%至70%之間，超過這一閾值後債務就將變得難以應付。
當償債成本變得很高時國家，往往會為了維持償付能力而做出巨大犧牲，比如動用外滙儲備從而削弱應對未來危機能力，或者從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等關鍵領域重新分配資源以支付債務。低收入國家的利息支出目前平均為社會援助支出的2.3倍，是國內衛生支出的1.4倍，相當於教育支出的60%。
一個國家如果為了償還債務而削減社會支出，哪怕貧困現象會不可避免地隨之加劇，它也不太可能對可持續發展進行長期投資。但正如聯合國和其他多邊組織所明確指出的那樣，在國家和國際層面大幅增加融資，是在2030年這個截止日期前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先決條件。
因此，我們迫切需要對那些面臨債務危機的國家提供救助。政府不應在償還債務和關懷公民之間做出選擇，今天的債務也不應成為未來的負擔。我們應當依據更廣泛的指標（包括人文、社會和環境而不僅僅是金融指標）去評估各國管理自身債務的能力。在債務減免、債務重組或兩者同時進行的情況下，這必須作為綜合債務管理戰略的一部分得到快速有效地實施，或許還需要使用「氣候換債務」等工具去讓債務國政府承諾，將減免的資金用於氣候適應或減緩措施。
但僅靠債務減免是不夠的。想要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就需要為它們提供新的資金來源。到目前為止多邊開發銀行在這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正如最近發布的一份經合組織報告所示，2012至2020年間世界銀行集團的資金流出量增加了72%，其他多邊開發銀行的資金流出量則猛增了155%。2021至2022年間，各個多邊開發銀行的資金流出總量又增加了22%。
這一趨勢還將持續。今年早些時候10家多邊開發銀行預計，在未來10年內它們可以共同將貸款額度增加3000億至4000億美元。但這僅僅意味着每年增加400億美元，遠低於20國集團獨立專家小組預計的每年2600億美元，而後者則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所需的金額。
為了應對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多邊開發銀行必須說服其成員國，根據未來挑戰的規模增加各自的捐款，而包括聯合國、非政府捐助者和私營部門在內的其他多邊組織，也必須加大自身支援力度。
多邊努力應專注於解決現有債務問題，並利用包括優惠貸款、綠色和藍色債券，以及贈款在內的各種工具，去擴大未來獲得平價融資的管道。同時這些政策措施還必須在國際層面進行協調。否則我們就基本無望在2030年截止日期前，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並給人類和地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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