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漸增加的評論將當前美國通脹率急升的責任完全歸咎於美國聯儲局，但其中許多都近乎愚蠢天真地，低估了聯儲局和全球其他央行近年不得不應付的政治壓力。
在美國，當急於將進步理念付諸實踐的民主黨人，在2021年1月控制了白宮和國會時，聯儲局面臨的壓力達到了頂峰。雖說聯儲局在許多方面都擁有極大的獨立性，但它從未享有幾乎等同於歐洲央行的那種體制獨立性。
相反，聯儲局是美國國會一個（在理論上）可以在短時間內徹底扭轉的產物。重點在於聯儲局主席的任期，總會在新總統任期開始後的一年內屆滿，同時拜登政府還有權任命其他幾個聯儲局職位。儘管人們一直對「聯儲局打包」（Fed packing，增加新職位以左右央行投票多數）的想法不甚在意，但聯儲局官員肯定已經注意到，拜登政府關於是否通過增加大法官人數，以對抗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數的討論。
由於拜登一直試圖實施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試問一個人該有多明智才會認為，聯儲局會在2021年上半年通脹開始上升時開始加息？大多數經濟學家當時還沒有把通脹視為一個重大宏觀經濟問題。請留意，當我的哈佛同事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早在2021年2月就開始溫和地對通脹發出警告時，許多經濟學家還沒把新冠疫情後的持久復甦視作理所當然。
此外，進步派人士一直癡迷於美國可以大幅增加聯邦債務，卻不至於引發通脹或利率大漲的想法，而要求聯儲局在財政部發行債務時就出手買下的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就是該想法的一個極端版本，且在政界和媒體中擁有眾多具影響力的追隨者。就連在預計美國年通脹率將達7.9%的2022年2月，《紐約時報》還發表了一篇，吹捧現代貨幣理論主要倡導者凱爾頓（Stephanie Kelton）的文章。
如果聯儲局能在2021年上半年開始提高聯邦基金利率（哪怕是0.25或0.5個百分點），那拜登政府完全可以將隨後出現的任何衰退怪罪在它身上，而現代貨幣理論的支持者則會表示，自己從未獲得進行實踐的機會。
由於當時通脹已經沉寂許久，這將是對聯儲局的一記有力抨擊，因為除了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等少數極端狀況，在新冠疫情爆發前通脹似乎早已消聲匿跡了。而當時的低利率意味許多政府自感有能力承擔更大的財政赤字。
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等幾位聲望極高的中間派經濟學家就旗幟鮮明地指出，政府應該比過去更少地關注債務問題，因為相對GDP增長，利率將一直維持在極低水平。其他人則強調，政府應允許債務在經濟衰退和危機中增加，同時不必過於擔心如何在經濟繁榮時期主動降低債務。通貨膨脹似乎不是什麼大問題。
事實上，所謂的「直升機撒錢」，即央行為財政赤字融資，被廣泛推崇為一種在貨幣政策制定者發現，已經無法削減近零利率時的刺激經濟方式。儘管我們中的一些人，極力爭辯說現代貨幣理論（甚至其較溫和的變體），都被深深誤導了，但它是一個誘人的想法，而且該想法的缺陷很難在通脹真正失控前被徹底證明。在某種程度上，拜登政府在經濟增長期間進行的超經濟刺激實驗，是一個被要求去嘗試的實驗，如果聯儲局對此加以阻撓，就勢必成為進步派人士的眼中釘。
但雖然這或許解釋了聯儲局最初為何不加息，那它為什麼在2021年底物價加速上漲時依然拒絕採取行動？部分解釋可能是聯儲局經濟學家真的認為，通脹壓力是暫時的。但拜登決定將對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的重新任命，推遲至11月下旬的做法也起到了影響：如果聯儲局在2021年下半年開始加息，那麼總統很可能會用某位更鴿派的人士取代鮑威爾，而市場會立即抵消加息的作用。
那麼未來聯儲局是否有辦法更好地隔絕這種壓力？聯儲局在2019年沒有認真對待，以深度負利率政策來緩衝通縮的想法，我覺得它確實做錯了。但平心而論，經濟學界在這方面也是嚴重滯後的。很多對深度負利率抗拒的學界，淺薄得讓人摸不着頭腦，也需要在聯儲局下次審查其貨幣框架時加以解決。
如果聯儲局能有一個更強大的抗通縮工具，它或許會在通脹回升時提前調高利率方面表現得更大膽。貨幣政策對通脹的全面影響，通常需要幾個季度才能顯現出來，聯儲局需要有足夠信心，更機敏地採取行動。
總而言之，聯儲局當然要為2020年代的大通脹承擔一部分責任，但是來自左派的強大政治壓力，和對無限期債務政策的過度樂觀分析，更別提切實存在的通脹和實際利率無法掌控性，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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