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在近80年前主持布雷頓森林會議時，他提醒與會代表，國際合作的失敗，導致了大蕭條、社會分裂和最終的戰爭。「繁榮就像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他總結道，「我們不能任由它散落在幸運者當中…而無論貧困存在於何處，都會威脅到我們所有人。」
這種思想具有跨越時代的意義。現在我們再次面臨只有通過國際合作才能應對的全球挑戰。大遍的發展中世界被從全球繁榮中排除以外。極端貧困正在上升。健康、教育和營養等領域來之不易的成就，正在受到威脅。各國之間和國家內部本已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局面，變得愈來愈嚴峻。避免爆發氣候災難的機會之窗，即將關閉。但自滿、狹隘的競爭以及內向民族主義，導致多邊合作陷入癱瘓的境地。
就如今年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春季會議，上述會議提供機會調動所需資金，以防止大規模逆轉朝向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所取得的進步。相反，西方政府和二十國集團（G20）與會時，根本沒有共同的計劃，他們用上了一周時間交換陳腔濫調，而後留給世界一系列模糊和語無倫次的聲明。
我們無法承受如此規模的領導失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大支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應當身處國際合作的核心，以應對我們這代人所面臨的決定性挑戰，而這首先要從因2019年新冠疫情所引發的經濟衰退，實現兩級復甦開始。
與在大量政府融資和疫苗接種計劃支持下復甦的發達經濟體不同，許多發展中經濟體遭到深深的傷害。經濟增長放緩、稅收減少，而三分之二的低收入國家，不是陷入債務困境，便是面臨債務困境的危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最貧困國家將需要4500億美元的額外投資，才能恢復到疫情爆發前的發展軌跡。
各國政府捍衞人類發展成果的能力，正在受到預算壓力的限制。疫情導致近1億人陷入極端貧困。隨着安全網遭到撕裂，以及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助長糧食價格上漲，極端貧困人口勢必還會上升，從而導致世界某些地方營養不良乃至饑荒局勢加劇。已經有40多個最貧困國家用於還債的資金，超過了國內的公共衞生支出。教育預算正遭到削減，儘管全球數百萬最弱勢兒童正因疫情相關的學校停課，在重返教室時帶着學業損失。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為資助「可持續發展目標復甦」而展開國際合作，已經再次成為當務之急。據經合組織估計，疫情爆發前本已可觀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融資缺口，又已增加了1.2萬億美元。其中還不包括支持發展中國家投資可再生能源，以實現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目標所需的每年2萬億美元的增量投資。
7年前各國政府致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議程之際，他們曾承諾，採用一種可以將「數十億轉化為數萬億」大膽的全新發展融資模式。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構建者，以多邊發展銀行（MDBs）的形式，創造出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
旨在支持戰後歐洲重建的多邊發展銀行體系——即世界銀行及其區域對應機構，奉行一種簡單但卻非常強大的金融模式。憑藉由超大金額政府擔保（即「可調用資本」）支持的少量實收資本，多邊發展銀行可以利用其AAA信用評級，以低利率發行債券，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從而有效調動私人資金參與公共投資。而規模最大的多邊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僅有約190億美元的實收資本，而其可調用資本卻達到2780億美元。
多邊金融的乘數效應，通過雙邊援助根本無法複製。通過實收資本投資於世界銀行的每一美元，都能調動4美元的全新融資。但多邊發展銀行制度的利用充其量也極其不充分。除國際開發協會這一軟貸款機制外，世界銀行系統在疫情期間，在支援發展中國家上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且多邊開發銀行在中低收入國家氣候干預方面的融資組合，僅為380億美元——僅是所需金額的九牛一毛而已。
雖然多邊開發銀行（尤其是非洲開發銀行）資金嚴重不足，但更大的問題在於，根深柢固的金融管理保守主義。主要股東——即美國和歐洲各國政府——拒絕將可調用資本擔保，納入到貸款操作機制。海外發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估計，修改這一規則或許能額外籌集1.3萬億美元，而只需對信用評級和借貸成本進行微小的調整，就能達到這一目的。
美國財長耶倫在春季會議上發表講話，對多邊發展銀行未能調集疫情復甦所需的數萬億美元資金，深表遺憾。但拜登政府未能徹底改革關於可調用資本的規定。
而官僚主義的磚牆也擋住了其他創新的嘗試。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白高敦（Gordon Brown）提出了一套適度的贈款和擔保體系，這套體系可以翻倍多邊開發銀行的教育融資，解鎖100億美元之巨。但即使面對史無前例的教育危機，捐助者們也未能採取行動。
這是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諷刺。在保護AAA信用評級的錯誤操作中，多邊開發銀行正在逃避能夠支持復甦、防止在人類發展中出現毀滅性逆轉以及為數百萬名兒童帶來希望的解決方案。
可悲的是，陷入困境的不僅是多邊發展銀行議程。在G20政府承諾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發行的1000億美元特別提款權（SDRs，也就是基金的儲備資產），分配給貧困國家的9個月後，連一分錢都還沒有實現實際轉移。與此同時，隨着今年的償債規模將激增45%——其中絕大部分將流向商業債主和中國，重要投資正在被擠出，而爆發無序主權違約的風險正在不斷累積。但相比一年前，我們並沒有更為接近全面減債框架。
隨着新冠疫情所引發的危機不斷加深，某些評論家呼籲建立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他們的觀點並非全無道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然維持着過時的西方主導管理體系。但應對今天標誌性人類發展挑戰所缺少的，並不是金融架構，而是最初布雷頓森林會議標誌性的緊迫感、共同目標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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