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知名歷史教授們都宣稱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具備成為法西斯獨裁者的潛質，而特朗普本人也表示他對維護那些自由民主制度所仰賴的體制(比如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和無黨派官僚體系)毫無興趣。
美國民主能否承受特朗普對其根基的日益侵蝕，取決於人們是否願意捍衛這些根基。因不滿反對派議員阻撓其議程，韓國總統尹錫悅在12月3日突然宣布戒嚴並隨即激發了來自街頭和國會的抗議活動。最終他在眾人，包括本黨成員的強烈抵制之下退縮了。而我們也希望特朗普在採取類似舉措時也會得到同樣的回應。
美國還遠未成為一個專制國家，但特朗普卻已經被一些人視為可怕的君主而不是民選總統。亞馬遜創始人、《華盛頓郵報》老闆貝佐斯(Jeff Bezos)是美國乃至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人之一，但卻阻止該報編輯支持賀錦麗(Kamala Harris)競選總統。主持人斯卡伯勒(Joe Scarborough)多年來一直在MSNBC節目中抨擊特朗普是法西斯主義者，卻在後者勝選後不久急忙前往佛羅里達州搖尾乞憐。
而在共和黨內部，對特朗普威脅的警告已經讓位於機會主義。曾將特朗普稱為「騙子」的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如今被提名擔任國務卿，而私下將其比作希特勒的萬斯(James David Vance)則會成為副總統。這種行為並不令人驚訝，因為野心很容易壓倒政治和道德上的顧慮。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有足夠多的共和黨人採取更為原則性的立場。
對一個腐敗且喜歡打擊報復的總統的另一種回應方式，則是採取一些當年納粹德國民眾所謂的「內部移民」策略：保持低調，別惹麻煩。特朗普的當選讓許多美國人感到無力和幻滅。與2016年時相比人們似乎對抵制不那麼感興趣了。我認識的許多人都不想再閱讀或收聽新聞了。
從公共廣場退回自己的私人花園可能會很有吸引力，但美國依舊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將因此蒙受損失。正如一位元前駐俄羅斯記者在《紐約時報》上指出的那樣，就像第三帝國統治下的德國人一樣，普京治下的俄羅斯人很快意識到雖然他們可以選擇遠離政治，但政治可不會遠離他們。
美國人如果表現得好像已經生活在專制統治下，那就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那些生活在真正專制統治下的持不同政見者往往會採取相反的做法。後來成為總統的劇作家和政治異見人士哈威爾(Václav Havel)，冒着生命危險反抗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主義政權並多次遭到監禁。他和其他持不同政見者堅持認為，即使在不自由的社會裏也應該表現得像自由人一樣。哈威爾把這種行為稱之為「活在真實之中」，即拒絕屈服於獨裁者的謊言。
特朗普尤其敵視媒體(人民的敵人)和自由派大學，原因是它們有能力去揭露那些拙劣且往往充滿毒害性的謊言。他威脅要關閉那些不附和他的廣播公司、監禁批評他的記者，以及對他眼中那些「覺醒派」大學施以罰款。而鑑於「覺醒」這一術語的模糊性，幾乎任何教育機構都可能成為目標。
我們很難預測美國大學和新聞編輯室內部的反應。對報復的畏懼可能會促使教授、編輯、記者和大學管理人員實施自我審查而不是堅持「活在真實之中」。另一方面，大學和其他精英文化機構中的一些特朗普反對者，可能會出於純粹的沮喪和憤怒而加倍反對總統及其支持者所憎惡的一切，在種族、性和性別方面變得更加意識形態化。
這兩種反應都會讓特朗普得逞。自我審查和對公眾抗議的恐懼意味着對謊言的反擊會減少，而意識形態狂熱則將強化那些右翼民粹主義者的觀點，即他們投身一場文化戰爭是做法是正確的。這可是一場他們在當前政治氣候下註定會獲勝的戰爭，畢竟美國的保守派比左翼激進份子多，身份政治在大城市和大學城之外並不受歡迎。
因此，對於那些媒體和高等教育領域的自由主義者來說，應對威權政治威脅的最佳方式是停止一切意識形態姿態，通過公開辯論、學術自由和誠實、公正的報道來追求真相。這才是知識份子應該做的事。
特朗普和其他想要實施專制統治的民粹主義者的最糟糕之處，不在於其謊言(所有政客都會在某種程度上說謊)，而是認為真相並不重要的觀念。如果我們認為每一種對真相的主張都是武斷且偏袒的(這種看法因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興起而日益流行)，那麼專制領導人就更容易將他那個版本的真相強加於我們。這樣一來，民主必將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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