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共和黨國會議員反對美國向烏克蘭提供援助，人們不禁想知道美國兩大政黨之一發生了什麽事。這其中包括那些共和黨政客，他們雖然表面上支持烏克蘭，卻放任他們的同僚以此為要脅，在無關的美墨邊境問題上大做文章。鑑於俄羅斯可能在烏克蘭取得勝利，而這將帶來可怕的後果，很明顯，支持烏克蘭戰爭應該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務。但國會中的一些人，顯然需要被提醒一些基本歷史。
1916年，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再次當選，他的口號是「他讓我們遠離戰爭」——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這符合可追溯到美國建國的傳統，即避免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所說的「糾纏不清的聯盟」。正如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所說的那樣，美國不會「到國外尋找怪物將其摧毀」。
儘管如此，美國還是在1917年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主要是由於德國恢復了對中立船隻的潛艇攻擊，導致美國人的生命損失。美軍登陸歐洲發揮了改變力量平衡方面的關鍵作用，使盟軍能夠擊敗德國，實現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戰。
在1919年的凡爾賽談判期間，威爾遜說服歐洲列強支持新的全球秩序，國際聯盟的建立就是縮影。但孤立主義的死灰復燃，導致參議院否決了《凡爾賽條約》，從而阻止了美國加入聯盟。這種孤立主義趨勢也反映在強而有力的關稅保護上，加劇了日後的大蕭條。
二十年後，總統羅斯福認識到公眾對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壓倒性反對，在1940年的連任競選中承諾，讓美國遠離外國衝突。他沒有向歐洲部署美國軍隊，而是將美國重新定位為「民主軍火庫」，向當時幾乎獨自對抗納粹戰爭機器的英國，提供軍事援助。1941年，羅斯福的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敦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批准《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認為向盟軍提供重要資源等同於「購買我們自己的安全」。
但這場戰略辯論很快變得無關緊要。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時，迫使美國進入羅斯福的第三個任期還不到一年時加入二戰。到戰爭結束時，美國人的普遍觀點是，歐洲人無法管理自己的事務。為了防止另一場全球災難，美國需要承擔更積極的全球領導角色。
在隨後的幾年裏，美國牽頭提出了「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和建立北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 i）機構，以及其他自由國際秩序支柱。事實證明，這一戰略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在世界大部分地區迎來了八十年的相對和平與繁榮——這幾乎是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整個「美國管治下的和平」時代，使用武力重新劃定國界的情況變得非常罕見。
平心而論，美國在外交政策上犯了許多錯誤，經常支持缺乏本國公民支持的政權，煽動與美國所認為是對手的不必要的對抗。美國人相信參與較小型的海外衝突，可以防止未來的大規模戰爭，這導致了對軍事干預的過度依賴。
越南和伊拉克戰爭就是明證。在越南，美國將反殖民獨立運動誤解為蘇聯和中國的代理人。在伊拉克，美國對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作出了反應，入侵了一個與他們無關的國家。這兩次干預考慮不周，在生命和資源方面代價高昂。
有時，美國公眾輿論的鐘擺，會擺回不干預，當前的政治氣候證明了這一點。但歷史顯示，這些時期通常是短暫的。此外，美國也經常發出混合訊號，不兌現它發出的威脅，或者採取它沒有發出威脅的軍事行動。
例如，美國自由派有時會將國家人文基金會（NEH）的預算成本（最近一個財政年度為2.11億美元），與一架轟炸機的成本（B21「突襲者」隱形轟炸機的每架飛機價格為7.5億美元）進行對比。對於那些可能不重視NEH的人來說，這是沒有說服力的。但在支持烏克蘭方面，爭論的焦點是各種國家安全支出的成本和收益。
自2022年2月以來，美國已向烏克蘭提供了約750億美元的援助。這是一個可觀的數目，但以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衡量，它低於許多歐洲國家，特別是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Scandinavia）和東歐國家提供的援助。相比之下，2022年美國的軍費開支為8120億美元。此外，伊拉克戰爭對美國國家安全毫無貢獻，造成近50萬人死亡，估計耗資3萬億美元。
與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不同，烏克蘭人支持他們的民選政府，並自願保衞自己的國家免受入侵。與此同時，不應以武力改變國界的原則，對於維護全球穩定和防止今後的侵略戰爭，仍然至關重要。
美國有充分的理由避免與俄羅斯發生直接對抗，尤其是核戰爭的風險。但烏克蘭人只是在要求自衞的手段，就像英國首相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1940年向羅斯福提出的要求一樣。與美國最近的外交政策失誤不同，支持烏克蘭並不涉及美國士兵的損失，實際上有助於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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