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發展中經濟體在2023年發現債務難以管理，那麼它們今年可能會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儘管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債務相對較少，也不至於無力還債，但其中許多迫切需要流動資金。若這種情況持續，它們不僅將難以管理債務，投資綠色轉型也會非常吃力。
發展中經濟體近年來面臨一系列外部衝擊，包括新冠大流行、與戰爭相關的食品和能源供應鏈中斷，以及全球通脹上升。此外，它們進入資本市場的機會受到限制，使他們無法像正常時期那樣展期到期貸款。因此，各國被迫將大部分稅收和出口收入用於償還債務，避免違約，但代價是基礎設施投資、社會福利計劃和氣候行動等優先事項。
這些國家的前景，在未來幾年可能還會惡化。根據發展融資實驗室（FDL）的估計，最少有20個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將在2024年和2026年到期償還大筆債務。隨着各國觸及這堵「債務圍牆」，它們本已脆弱的財政狀況，將進一步惡化。這對氣候行動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
氣候變化並不是一個遙遠的威脅，它的影響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感受得到，特別是在氣候脆弱的發展中經濟體。但去年關於這一主題的國際峰會，發出的訊息令人失望：發達經濟體承諾到2030年增加氣候融資，但發展中經濟體的政策制定者，疲於應對嚴重的財政限制。中期戰略被用於應對短期威脅，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一直在表達失望，包括去年6月在巴黎舉行的全球新融資協議峰會。
多邊開發銀行可以提供一條重要的生命線，但其能力必須得到加強——而且要迅速。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2年世界上最貧窮國家，從多邊開發銀行獲得的新優惠貸款，少於這些國家的償債額，而償債額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私人和雙邊債權人。發展中國家資本外逃的增加——尤其是受到發達經濟體貨幣緊縮的推動，將加劇流動性不足的低收入國家的需求。
但這不僅是一個財政能力的問題。迄今為止，多邊開發銀行在支持努力償還債務的國家方面，顯得前後矛盾。例如，肯尼亞（Kenya）和埃塞俄比亞（Ethiopia）均面臨償還私人和中國債權人的壓力，這些債權人現在收取的償債額，超過了它們提供的新貸款。但只有肯尼亞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其他機構獲得了足夠的支持，為其今年到期的債務進行再融資。
相比之下，近年來對埃塞俄比亞的援助有所下降。結果，埃塞俄比亞最近對其外債違約，儘管外債僅佔GDP的25%。肯尼亞的做法並非解決方案——向所有流動性不足的國家提供類似水平的支持，需要將多邊開發銀行的資金增加兩倍，但這顯然是不可接受的。
更好的辦法是，着重縮小短期債務問題與長期投資需求之間的差距，為面臨流動性限制的國家釋放淨正流入。正如FDL所提議的，債務人、債權人和多邊開發銀行之間達成協議，允許各國重新安排到期債務期限，將到期日推遲5至10年，將為多邊開發銀行資助的氣候友好型投資創造財政空間。
要使這種流動性橋樑發揮作用，多邊開發銀行必須加快實施現有改革計劃，大幅增加資金，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協助管理債務展期風險。重要的是，私人和雙邊債權人必須同意重新安排。因此，與2020年G20提出的「暫停償債倡議」相比，該提案除了更長的時間範圍外，還包括對私人領域債權人參與的，更強而有力的鼓勵措施。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債權人可以被說服自願加入該計劃。畢竟，繼續投資於具有強勁增長前景的有償付能力的國家，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沒有人能從像贊比亞（Zambia）和斯里蘭卡（Sri Lanka）那樣的債務危機中獲益。無論如何，債權人將繼續收到利息支付，隨着未來幾年全球利率下降和經濟增長前景改善，債務人很可能重返資本市場，並恢復償還本金。
按照這些思路制定可行的藍圖，是即將舉行的國際會議的任務，例如今年較後時間在巴西舉行的G20峰會。需要在後勤和財務方面進行協調，以確保足夠的流動資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區域開發銀行之間的協調，對於確保參與的債務國追求真正支持綠色增長的投資也至關重要。
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幫助面臨流動性危機的國家，世界將面臨一波破壞穩定的債務違約浪潮，綠色轉型的進展將受到嚴重破壞，對整個世界造成災難性影響。像流動性橋樑這樣有前途的解決方案，可以防止此類結果，因此它們應該得到廣泛的全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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