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見證了《世界人權宣言》起草的父親告訴我，人們如何在一個被冷戰分裂的世界中，圍繞共同原則尋求共同點。1948年通過的《宣言》維護了一系列基本權利，包括獲得充足食物的權利。國家有義務保護、尊重和實現這些權利，如果不能這樣做，可以追究責任。
聯合國會員在1960年代迅速增加，當時許多前殖民地獲得獨立，並隨後推動全球管治更加平等。196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呼籲簽署國確保根據需求平等分配世界糧食供應。
1970年代中期的石油供應衝擊和滯脹，將勢頭從國家主導的、基於權利的管治轉向新自由主義，它也成為主導決策範式。這種做法是基於一種錯誤的信念，即不受約束的市場能最有效地分配資源；經濟全球化惠及所有國家；私營範疇較公共部門更有效地提供商品和服務。
從1980年代開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現金短缺的國家實施的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劃，再加上世界貿易組織的出現，限制了全球南方政府的政策空間。調整計劃呼籲各國政府撤銷被視為自由貿易障礙的法規，包括勞工和環境保護，並向進口補貼食品開放市場。
由此產生的全球化的、企業主導的工業食品系統，承諾改善全球糧食安全，但令人沮喪地失敗了。公民不得不為新自由主義政策付出代價：脆弱的供應鏈、沒有權利的工人、日益惡化的氣候危機、生物多樣性的嚴重減少、健康食品的減少、不可持續的飲食，以及極端的經濟不平等。饑餓和營養不良不斷增加，現在是徹底糾正路線的時候了。
改革全球工業食品體系將是困難的，部分原因在於其特點是權力高度集中在少數跨國農業綜合企業手中。少數公司主導全球穀物和化肥市場，當供應鏈崩潰時，這一地位使暴利成為可能，就像它們在新冠大流行期間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所做的那樣。
在強大的大宗商品出口國的支持下，新自由主義政策以犧牲小農的國內糧食生產為代價，促進了出口作物的工業生產，將全球南方國家轉變為易受價格飆升影響的糧食進口國。財力也用作購買敍事權，讚美最新的食品科技。沒有人應該關心殺蟲劑正在摧毀蜜蜂種群，如果公司可以將小型無人機變成人造傳粉媒介（當然，這一切都是有代價的）的話。
這種企業權力集中的最新表現是，跨國公司試圖從基於權利的政府間系統中，控制全球糧食管理。2010年，世界經濟論壇推出了所謂的多方利益相關者管理方法，每個人都有一席之地。但這個框架遠沒有聽起來那麼具有包容性。當不同行為者的角色、責任和利益被忽視，權力失衡被忽視時，公司無可避免地會戰勝弱小者，政府問責和人權便被擱置一旁。
邀請企業參與決策過程，有利於化學密集型單一工業栽培——新自由主義對這一舉動辯護的敍事是，我們迫切需要利用企業投資和創新來增加糧食產量。實際上，世界產量足以養活所有人；問題是不平等的機會，這需要政治而非技術解決方案。
支持家庭小農——他們生產世界糧食很大一部分，並通過當地市場而不是全球供應鏈接觸消費者——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政策框架。但是，為什麼跨國公司要提倡一種違背其利益的做法呢？
2021年9月的聯合國糧食系統峰會（UNFSS），是「多利益相關方主義」的典範。這次峰會沒有政府授權，農業食品公司和蓋茨基金會積極參與，沒有討論食物權問題，用聯合國食物權問題特別報告員法赫里（Michael Fakhri）的說法，峰會與「人們的實際需要」脫節。定於7月下旬舉行的峰會「盤點時刻」（Stocktaking Moment）是這一非正式活動的首次全球後續行動。
許多爭取人們選擇糧食系統結構的權利的民間社會組織，對這兩次活動提出了疑問。這些團體更喜歡像聯合國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這樣的平台，該委員會包括受糧食不安全影響最嚴重的選區，重點關注饑餓和不平等的結構性原因，並通過保留對政府的投票來促進問責制。「人民對UNFSS的自主反應」（People’s Autonomous Response to the UNFSS）——一個由這些團體組成的聯盟，於7月中旬舉行了公開活動，強調挑戰民主糧食管理的權力失衡，並考慮多邊主義的未來。
決定如何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食物是公民的權利，也是政府的責任。那些關心賺取利潤的人，不應該在談判桌上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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