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民粹民族主義正在崛起，通常是在威權領袖的帶領下。但大約四十年前，曾在西方盛極一時的新自由主義正統觀念——包括政府精簡、減稅及放寬管制——被認為理應強化而非削弱民主體制。究竟是哪裏出了問題？
部分原因在於經濟領域，新自由主義根本沒有兌現承諾。在美國和其他奉行新自由主義的發達經濟體，1980年至新冠疫情流行期間，（經通脹調整後的）人均實際收入增長，相比之前三十年降低了40%。更糟糕的是，中底層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停滯不前，而頂層收入卻在不斷增長，且對社會保障的蓄意削弱，則導致了更嚴重的財政和經濟不安全。
年輕人理所當然地憂慮氣候變化會影響他們的未來，他們親眼目睹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國家，一直未能制定強而有力的反污染法規（或者，在美國未能解決雅片類藥物危機，以及兒童糖尿病的盛行）。可悲的是，這樣的失敗並不令人意外。新自由主義的前題就是：相信不受約束的市場，是實現最佳結果的最有效手段。但即使是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早期，經濟學家也已經確定，不受監管的市場既不高效也不穩定，更遑論有利創造能為社會所接受的收入分配。
新自由主義的宣導者似乎從未意識到，擴大企業自由會導致整個社會的自由被削弱。污染自由意味健康狀況惡化（甚至是哮喘患者死亡）、天氣更為極端，以及土地不再宜居。當然，任何事總有取捨；但任何理性的社會都會得出生存權比所謂偽污染權更重要的結論。
稅收同樣為新自由主義所厭惡，新自由主義將之定義為對個人自由的冒犯：無論收入多寡，人們都有權保留自己的收入。但即使他們取得收入的方式合法，上述觀點的宣導者也未能意識到，是政府對基礎設施、技術、教育和公共衞生的投資，使他們的收入成為可能。他們很少會停下來思考，如果出生在沒有法治的國家，他們還能不能擁有這些財富（或者，如果美國政府沒有進行研發新冠疫苗的投資，其投資組合將會出現怎麼樣的結果）。
相反，那些虧欠政府最多的人，往往最先忘記政府曾為他們做過什麼。如果不是2010年曾從總統奧巴馬下屬能源部獲得近5億美元的救命資金，馬斯克和特斯拉將會發生什麼？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有一句名言：「稅收是我們為文明社會所付出的代價」。這一點從未改變：稅收是建設法治或提供21世紀社會運行所需的其他公共產品所必需的。
在此，我們超越了單純的權衡，因為每個人——也包括富人在內——都可以通過上述商品的充足供應變得更好。從這個意義上說，強制也可以是解放。人們已就此原則達成廣泛共識，即想得到必需品便須為其付費，而這就需要稅收。
當然，小政府的支持者會提出許多開支應當縮減，包括由政府管理的退休金和公共提供的醫療保健服務。但同樣，如果大多數人被迫承受在老年階段可靠醫療或收入缺失所帶來的恐懼和不安全感，那麼，整個社會都將變得不那麼自由。即使每位億萬富豪都被要求多繳一點稅款以資助兒童稅收抵免，會對其幸福感造成一定影響，但試想，這對於一個吃不飽飯或父母未能負擔就醫費用的兒童而言，將意味着什麼。想想看，如果成長過程中營養不良或受疾病困擾的兒童愈來愈少，那麼，這對整個國家的未來意味着什麼。
所有這些問題都將成為今年眾多選舉的核心關注。美國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不僅意味在混亂和有序政府，還意味在經濟哲學和政策之間作出艱難抉擇。現任總統拜登致力利用政府權力提升民眾福祉，尤其是身處底層的99%，而頂層1%的福祉最大化，則是特朗普的關注。在一個豪華高爾夫球場主持日常事務（當他自己沒有站在法庭上成為被告時）的特朗普，已經淪為世界各地裙帶資本家的捍衞者。
特朗普和拜登對於應當努力創造怎麼樣的社會，看法截然不同。在一種情況下，不誠實、對社會具破壞性的牟取暴利和尋租（rent-seeking：透過操縱公共政策或經濟狀況賺取利潤）將大行其道，而公眾信任將繼續崩潰，物質主義和貪婪則將最終勝出。而在另外一種情況下，民選官員和公務員將真誠致力於在信任和誠實的基礎上，建設一個更具創造力、更健康，也更重視知識的社會。
當然，政治從來就沒有所描述的那般純粹。但沒人能夠否認，兩位候選人對自由美好社會的構成，看法截然不同。我們的經濟體制反映並決定了我們是誰，以及我們能成為怎樣的人。如果我們公開支持一個自私、厭惡女性的騙子——或者將這些視為輕微瑕疵而不予理會——我們的年輕人便會接受這樣的資訊，公職人員隊伍最終會出現更多的無賴和機會主義者。我們社會將喪失信任，從而導致經濟無法運行良好。
近期的民調結果顯示，特朗普離開白宮僅3年後，公眾便幸福地遺忘了其政府的混亂、無能和對法治的進攻。但我們只需看看候選人在這些問題上的具體立場，便可以認識到，如果希望生活在重視所有公民，並努力為其創造完整且令人滿意生活的社會，選擇應當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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