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年的第一周，最少有18名記者在報道孟加拉涉嫌選舉違規和暴力事件時，遭到騷擾或襲擊。之後，在2月初，巴基斯坦的記者因暴力浪潮、涉及面極廣的互聯網停電，以及流動網絡服務暫停，而無法報道選舉。今年3月，儘管土耳其的記者擁有合法權利，但卻遭到槍擊，並被禁止觀察地方選舉。
以上是這個「超級大選年」令人擔憂但卻並不特別令人意外的開始。隨着全球半數人口開始投票，對候選人的獨立報道成為關鍵問題。但對媒體的攻擊正大幅攀升，即使在更為成熟的民主國家也是如此。在美國，特朗普作為候選人的回歸，令人回想起2021年1月6日，當時，特朗普的支持者衝進國會大樓，衝向記者，毀壞他們的相機，並且在門上胡亂寫下「謀殺媒體」。
上述實例顯示出一個更為廣泛的問題。從美國到印度，來之不易的自由和權利正遭到侵蝕。2023年監測世界各地民主的V-Dem研究所，發表了一份報告，警告稱，自1989年以來所取得的民主化進展正在遭到逆轉。該文作者認為，針對記者的襲擊增加是專制化的一個主要標誌：「言論自由和媒體是想成為獨裁者的人攻擊最多，且往往也是最先攻擊的領域」。
毫無疑問，記者所受的威脅正在上升，而且不僅限於獨立媒體一直作為目標的國家才是如此。過去3年來，保護記者委員會記錄了接近創紀錄數量的記者（甚至媒體高層）被捕入獄，包括危地馬拉等所謂的民主國家，以及香港等曾擁有相對高水平個人和政治自由的地區。
記者遇刺事件達到近十年來的峰值。2022年，美國調查記者日爾曼（Jeff German）在其拉斯維加斯的住處門口被刺，而日爾曼所報道的一名政客目前正因謀殺而候審。從華盛頓、西敏（Westminster）到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布達佩斯，政治報道記者每天都會收到死亡威脅，而且愈來愈多地遭到政治集會和抗議活動的針對。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21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四分之三的受訪女記者，曾有遭遇網絡仇恨、騷擾和暴力威脅的經歷。最有可能引發此類傷害的原因之一是，報道「政治和選舉」。女性和來自邊緣群體的記者，往往首當其衝遭到網絡反媒體騷擾的衝擊，而且，這種尖酸刻薄的行徑，往往也會蔓延成為真實世界的暴力。
上述令人不安的趨勢，其後果不僅限於媒體。我們所有人都受困於對記者的攻擊。記者對候選人進行公眾盡職調查，調查其職業記錄、言論真實性及承諾可信度。通過報道政策成敗，他們協助證實——或反駁——候選人的官方陳述，揭露謊言和誹謗資訊。他們還提供有關投票過程的實用資訊，並監測選舉違規行為和違規競選融資。沒有這些資訊就不可能有民主，選舉會因此淪為空洞儀式和V-Dem所謂的「選舉專制」。
獨立報道同樣是追究掌權者責任的關鍵所在。鋪天蓋地的老式報道揭露了紐約共和黨眾議員桑托斯（George Santos）偽造履歷，並最終導致其被逐出國會（更不用說刑事指控）。恰巧是新聞媒體播放了秘魯秘密警察主管托雷斯（Vladimiro Montesinos Torres）賄賂法官和政客的錄音——上述曝光導致總統滕森（Alberto Fujimori）下台，而最終迫使約翰遜（Boris Johnson）下台的則是獨立報道的「聚會門」。
獨立、專業的新聞業——包括地方和國家新聞業——重要性進一步提升，因為錯誤和虛假資訊正大量湧入公共領域。美聯社最新報告發現，人工智能正通過無法與真實錄音區分的深度偽造圖像和音訊，「加速傳播」選舉謊言。同樣，非洲戰略研究中心3月發表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在非洲大陸最新選舉前，虛假訊息量（相比2022年）激增4倍。
對抗這一技術趨勢的關鍵，是獨立新聞媒體。以今年早些時候台灣所舉行的大選為例，儘管整個競選過程中謊言充斥網絡渠道，但研究結果顯示，當地媒體、選舉機構和事實核查人員的共同努力，消除了大部分虛假資訊。上述人員均有意專注於建立信任，並為選民提供作出知情、有意義選擇所必需的資訊。
現在，我們需要汲取教訓，並審慎觀察警告標誌。如果說今年是世界各地民主的試金石，那麼，如何對待媒體，就是提前出現的標誌。我們必須保持警惕捍衞自由和獨立報道，並支援充滿活力和好奇心的當地媒體。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對自由的侵蝕將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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