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危機四伏的世界裏，有一個問題幾乎沒有得到足夠關注：全球一半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所面臨的主權債務緊急狀況。幸運的是，在可持續金融方面湧現了一種新的創新，它既可能有助各國避免債務災難，又可以應對其他關鍵挑戰，特別是自然環境退化和氣候變化。
可以肯定的是，人們在利用傳統政治和技術官僚渠道解決迫在眉睫的主權債務危機浪潮方面，已經付出了勇敢艱巨的努力。像二十國集團（G20）這樣的主體，已經制定了相關框架、工具和倡議，為那些受債務困擾的國家提供一條生命線，而像世界銀行這樣的機構，則試圖說服各大債權人（包括中國等新一代主要主權債權人）提供債務減免。但由於主權債務風險，在被普遍視為更緊迫的國內和區域系統性危機面前，居於次要地位，因此幾乎未能取得任何有意義的進展。
但這種不作為會產生深遠的後果。財政緊張的政府無法滿足其人民的基本需求，愈來愈多的民眾面臨糧食和燃料不安全問題。撇開其人道主義影響不說，由此產生的社會和政治不信任和不穩定，破壞了應對那些共同挑戰（從氣候變化到烏克蘭戰爭等衝突）的全球合作。
在這種極其糟糕的背景下，可持續發展掛鈎主權債務，可能是一個改變遊戲規則的因素。這一機制很簡單：主權借款人在相關領域（如溫室氣體排放和森林砍伐）確定績效目標，一旦達到了這些目標便能得到降低償債成本的獎勵。
例如去年烏拉圭發行了15億美元的2034年到期可持續發展掛鈎債券，其相關償債成本可能會因此下降60個基點。相比之下，過去那些基於項目的「綠色債券」最多只能帶來幾個基點的減免，同時還要求債務人承擔界定、監測和報告「款項用途」的龐大成本。
如果可持續發展掛鈎績效協議的貸款人，能得到公共擔保的支持，那些受債務困擾的國家還可以確保獲得更大幅度的償債成本削減。事實上，在可持續發展掛鈎主權債務中心（Sustainability-linked Sovereign Debt Hub，我是該中心顧問委員會的召集人）發表的一份新報告中，提出的擴大可持續性發展掛鈎主權融資方法的7條路徑中，最有可能解決當前危機的路徑就是信用強化。
沿着這條路徑，主權信用風險被轉移到多邊開發銀行、雙邊發展融資機構和私人保險公司等擔保人身上。信用擔保、保險政策或其他信用增強機制，提高了債務的評級，從而降低了主權債券發行人的償債成本，並釋放了額外的資金。這反過來又擴大了債務國的財政空間，釋放出更多的資源去投資於實現績效目標和推進其他優先事項。
信用強化已經推動了巴巴多斯（Barbados）和伯利茲（Belize）的債務再融資，這兩個國家將節省的部分成本，用於資助海岸生態恢復。最重要的是，如果更強大債務可持續性和自然和氣候結果改善結合起來，便能增強復原力和生產力，那麼主權風險——以及總體償債成本——將進一步下降，啟動一個急需的良性循環。
擴大信用增級以支持可持續發展掛鈎主權融資，將需要多邊開發銀行、經合組織國家和其他主要主權債權人（如中國）的合作。雖然這麼一個機制在當今這個支離破碎的世界中有點過分野心勃勃，但卻能支持一種物有所值的手段，以解決債務危機和更廣泛的可持續性挑戰。
可持續發展掛鈎主權債務中心報告中，界定的其他途徑包括工具和指標的標準化——這對於降低績效導向型戰略的發行和監督成本，以及減少洗綠行為至關重要。加強機構能力也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對於資源不足的低收入主權債券發行人來說。還必須努力提高市場對可持續發展掛鈎債務的認識，和私人範疇的需求。
根據NatureFinance的估計，如能採用這些路徑，到2030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國家，便能發行總值2500億至4000億美元的可持續發展掛鈎債券，而去年底這個金額僅為35億美元。根據這些預測，可持續發展掛鈎債券可能佔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2030年預計所欠外部公共債務的6%至9%。
當然，績效導向型主權融資工具並不新鮮，而其紀錄也遠非完美：受債務困擾的國家往往面臨有爭議的宏觀經濟、財政和體制制約因素。當涉及債務、發展或可持續性時，從來不存在什麼靈丹妙藥。
然而通過將債務減免，與應對氣候變化等更廣泛的挑戰聯繫起來，並使債務人能夠設定自身績效目標，可持續發展掛鈎債券，可能會在傳統政治方法未能減輕短期主權債務風險，和支持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地方，取得成功。一場無聲的主權融資革命可能已經在醞釀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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