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是否應當明確說出或寫下他們的想法？最近發生的爭議，使有關記者職業道德和民主政治作用的老問題，變得更加迫切。
一場正在進行的誹謗訴訟，暴露了霍士新聞（Fox News）主播是如何向觀眾謊稱，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遭到「竊取」，及其如何頻繁地製造謊言。英國廣播公司（BBC）因前足球前鋒連尼加（Gary Lineker）在Twitter發文，批評英國政府的難民政策，而暫停了他的職務，據稱，連尼加的做法違反了該公司一直以來所致力維護的公正。世界各地的記者都在爭論，明確自己的政治立場，是否會跨越某條危險的紅線，進入了激進主義。
但「記者」和「活動人士」之間的傳統界限並不明確，因為記者所扮演的角色，從來就並非被動等待。當獨裁者借助攻擊「媒體」（或將所有批評報道稱為「假新聞」）來鞏固其權力之際，那些拒絕譴責這種行為的人，實際上是在縱容日益嚴重的威權主義。他們的沉默一點也不中立。
就像許多媒體評論家所明確指出的，機械式重現政治爭端「雙方」觀點的傳統做法，往往會扭曲現實。因此，月刊《大西洋》（The Atlantic）2014年一篇標題文章曾提出警告，「誠然，兩極分化具有非對稱性——而保守派則有過之而無不及。」自那以後，共和黨就實現了完全的特朗普化，而且轉而反對民主本身。以犧牲真相為代價所製造的傳統新聞客觀表像，恰好是將原本不對稱的局勢描述為對稱。
按照媒體評論家羅森（Jay Rosen）的說法，驅動這種「兩面派」做法的，與其說是追求客觀的職業道德，倒不如說是記者為避免「黨派偏見」指控，所預先付出的努力。雖然以完美中立的表像為掩護，但這種做法更多是出於「尋求庇護」而非「尋求真相」的動機。
相反，如果某記者自封為民主「抵抗」運動的一員，就有可能因上述的抵抗轉化為一些議題中的特定立場，如失業救濟的適當規模等議題，而喪失信譽，畢竟，這些問題雖然重要，但很難成為民主的核心問題。由於民主國家自始至終需要面對一系列合法分歧，因此，帶着目的撰寫的每篇報道——無論該目的是進步抑或保守——所導致的，都不僅限於報道立場傾斜。這其中還隱含對其他居民的蔑視，顯然不能相信他們自己作出判斷的能力。外界對公眾的「媒體信任度」下降的確不乏抱怨，但這種關係反過來也同樣成立。
與其將矛盾的內容定義為「新聞相對激進主義」，倒不如將報道和宣傳（有別於所有問題常規評論者所提供的「有觀點的新聞」）設定為更加有用的分別。兩種做法均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並要求受眾保持開放的心態。記者主要專注於提供資訊，而宣傳者則主要致力於改革觀點；但上述目標並不一定要阻止他們從事調查工作——恰好相反，這恰好是調查工作的力量所在。
宣傳行為的批評者斥責其替代了忠實、不偏不倚的事實報道。但一位優秀的宣傳者理所應當會追求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所謂的「最好的真相版本」。威爾斯（Ida B. Wells）就是這方面的例子。她多次冒着生命危險，嚴肅報道美國南方的私刑問題。謹慎、準確的報道是她宣傳的基礎，而不是某種相反的東西。
宣傳與報道的區別在於，其通過構建起追隨者群體而超越了簡單的陳述事實。保持對某項事業的持續溝通，從來都是創造和動員支援的最佳方式。只要過程公開透明，就無須與職業道德發生衝突。
霍士新聞醜聞的癥結，並不在於它表現出霍士公開的黨派色彩；而是因為該網絡的「明星」和監製明知「竊取」選舉結果的說法是虛假的，卻仍選擇大力宣傳。評分和利潤高於事實。這種人為確定的優先順序，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刻得到了體現：雖然霍士的螢幕人物叫囂「自由」和「開放經濟」，但其辦公室卻依然關閉，員工也被要求居家辦公。
專業新聞機構（該類別顯然不包括霍士）既可以有記者，也可以有宣傳人士。重要的是，新聞機構受眾可以評估其宗旨——它如何進行編輯選擇，以及如何賺錢。如果媒體機構擁有認真關注受眾問題的公眾編輯以提高其可信度，就很容易滿足上述標準。
可以肯定，正如哈佛大學諾里斯（Pippa Norris）所指出的那樣，信任本身並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在新冠疫情期間，許多人信任網絡庸醫和疫情否定者，而且，有些人仍因為特朗普和博爾索納羅認可「伊維菌素」（Ivermectin）是一種「療法」，而尋求顯然不合適的藥物。民主國家需要民眾對其抱有諾里斯所謂懷疑的信任，這種信任的基礎是機構的能力和誠信，而不是因憤世嫉俗而拒絕相信或輕信。
通過接觸受眾，並在宣傳和報道方面保持透明，媒體機構可以通過證明其自身可信度，來增加信任。記者和宣傳人士——以及像連尼加這樣的專欄作家和自由職業者——必須要保持客觀，也就是說，他們必須努力做到準確。但支持一項事業並為此構建群體，絕不等同於「偏見」。更有甚者，當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保護遭到獨裁者的無情攻擊時，公正的美德也可能成為一種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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