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人們對民主的退卻和專制主義的崛起議論紛紛，這是有道理的。從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到巴西前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和美國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我們看見了愈來愈多的專制主義者，和引導某種奇特右翼民粹主義的潛在專制者。雖然他們承諾會保護普通公民，和維護長期奉行的國家價值觀，但其推行的政策卻保護了權貴，並破壞了由來已久的規範——也讓我們其他人嘗試解釋他們為何具備如此吸引力。
雖然相關的解釋很多，但其中一個突出原因是，不平等狀況的加劇，這是現代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一個問題，也在很多方面與對民主的侵蝕有關。儘管各國的程度各不相同，但經濟不平等必然導致政治不平等。在美國這樣一個對競選捐款幾乎不設限的國家，「一人一票」已經演變成了「一美元一票」。
這種政治上的不平等狀況會自我強化，催生出進一步鞏固經濟不平等狀況的政策。稅收政策有利富人，教育制度有利已享有特權者，而設計和執行不當的反壟斷法規，往往會讓企業肆意累積和利用市場勢力。此外由於媒體被梅鐸（Rupert Murdoch）等財閥擁有的私人公司所控制，因此大部分主流言論都傾向鞏固同樣的趨勢。收看新聞的人們，長期以來一直被告知，對富人徵稅會損害經濟增長，遺產稅是對死亡徵收的稅款等等。
最近由超級富豪控制的傳統媒體，也加入了由超級富豪控制的社交媒體的行列，只不過後者在傳播錯誤資訊時，受到的限制更少。受惠於1996年《通訊規範法》第230條的規定，美國企業無需為上載至其平台的第三方內容負責，也無需為它們造成的其他大多數社會危害（尤其是對女性青少年的危害）負責。
在這種不負責任資本主義的背景下，我們是否應該對有如此多的人以懷疑的眼光看待財富的日益集中，或者他們認為這個系統是被操縱而感到驚訝？人們普遍認為，民主帶來了不公平的結果，這削弱了人們對民主的信心，導致一些人得出結論，認為其他制度或許會產生更好的結果。
這是一場由來已久的辯論。75年前便有許多人懷疑，民主政體是否能像專制制度一樣快速發展。如今許多人也在問同樣的問題，哪種制度能「帶來」更大的公平。然而，這場辯論是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展開的，在這個世界中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擁有塑造國家和全球思維的工具，有時甚至不惜使用赤裸裸的謊言（「大選被竊取了！」「投票機是被操縱的！」——這一謊言讓霍士新聞損失了7.87億美元）。
結果之一是兩極分化加深，阻礙了民主的運作——尤其是在美國這樣贏家通吃的國家。到2016年特朗普以少數選票優勢當選時，原本主張通過妥協解決問題的美國政治，已經變成了一場赤裸裸的黨派權力鬥爭，一場最少有一方似乎認為不應有規則的摔跤比賽。
當兩極分化變得如此嚴重時，人們往往會覺得利害關係過大而無法讓步。當權者非但不會尋求共同點，反而會利用自身掌握的手段鞏固本方勢力，如共和黨便曾公開通過選區劃分和壓制選民投票率的措施，以實現這一點。
當人們覺得利害關係既不太小也不太大時，民主制度才能發揮最大作用（如果涉及的利害關係過小，人們便會覺得根本沒有必要參與民主進程）。民主政體設計了一些選擇，以提高達到這種平衡的機會。如議會制度鼓勵建立聯盟，通常將權力賦予中間派而非極端分子。事實證明強制性投票和排序選擇投票在這方面也有幫助。一支盡職盡責且受保護的公務員隊伍也同樣有幫助。
美國向來以民主燈塔自居，雖然該國一直存在一些虛偽行為——從列根（Ronald Reagan）與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親密關係，到拜登（Joe Biden）未能與沙特阿拉伯保持距離，也沒有譴責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的反穆斯林偏執行徑——但最少包含了一套共同的政治價值觀。
但如今經濟和政治不平等狀況已經發展到了極致，以至許多人開始嫌棄民主。這為專制主義，尤其是特朗普、博爾索納羅等人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是這些領導人已經表明，他們無法給那些心懷不滿的選民所尋求的答案，相反，在掌權後制定的政策只會讓情況變得更壞。
與其在別處尋找替代方案，我們不如向內看看自己的制度。通過正確的改革，民主制度可以變得更具包容性，更能順應公民的需求，減少對目前掌握財政大權的企業和富豪的依賴。但要挽救我們的政治，還需要進行同樣劇烈的經濟改革。只有當摒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更好地創造人們所讚賞的共同繁榮時，我們才能開始公平地增進所有公民的福祉，才能讓民粹主義者無法借勢操作。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3.
www.project-syndicat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