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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患「長新冠」 疫後開支未縮減

曾國平|

2025年1月17日

在疫情之前的16個財政年度,香港政府在其中15個錄得財政盈餘。在這段期間,香港的儲備屢創新高,自由儲備(亦即財政儲備、外滙基金盈餘、大小政府基金的總和)達到兩萬億元的天文數字。2020年疫情爆發,香港政府跟隨全世界大幅增加政府開支,一方面幫助個人和企業渡過難關,一方面支援醫療系統救人抗疫。

與此同時,在疫情衝擊、中美貿易戰、內地經濟放緩以及其他社會因素之下,政府的印花稅和賣地收入屢創新低,由過千億大減至現時的幾百億,而且跌勢未止。

慣有盈餘的政府,忽然面對千億赤字。除了儲備已有所下降,政府亦計劃繼續發債。香港特區財政風流了十幾年,這是否折墮的開始?我們是否已陷入了「結構性赤字」,需要大刀闊斧地改變財政政策?香港是否需要「借貸度日」?

特區「結構性赤字」是什麼?

現在的赤字是否「結構性」?一般理解,「結構性」指的是一些長遠情況,例如當人口老化,醫療福利開支持續增加,收入追不上的話,就會造成一直存在的赤字。相反,經濟好景時政府財政改善,經濟不景時政府入不敷出,那就是「周期性」的部分。現在的一個流行說法,是香港老化問題嚴重,難逃「結構性赤字」的厄運(例如10年前為政府提出建議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就以此為主要結論)。

如何區別兩種赤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有個常被引用的數據,把政府收支分拆成「周期性」和「結構性」兩部分,藉此可看出政府收支哪部分視乎盛衰周期,哪部分不論經濟好壞都會存在。根據其最新估計,現時香港的「結構性赤字」佔本地生產總值好幾個百分點。

這是否代表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正在顯現,令政府的收入追不上支出?答案沒有那樣簡單。我們回顧IMF過去的數據,會發現香港的「結構性」部分一向重要,幾乎等於政府財政收支本身,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正數,最近幾年變成負數。這樣又正又負、大上大落,不可能是源自香港循序漸進的人口結構改變。為何IMF的數據如此奇怪,違反一般理解?皆因數據是計量模型的產品,只要跟本地生產總值上落無關的財政收支,IMF的專家一律當作「結構性」。

香港的獨特之處,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和轉口港,經濟增長相對平穩的同時,股市樓市可以一時氣氛熾烈,一時一潭死水。根據IMF的定義,印花稅和賣地收入由於跟實質經濟表現關係不大,因此都被算進「結構性」的部分。

由此可見,對香港政府財政來說,資產市場的表現遠比人口問題重要。最受人口老化、生產力下降影響的薪俸稅、利得稅,其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至今仍相對穩定。受一大堆「外圍因素」、「地緣政治因素」影響的印花稅、賣地收入,才是戲份最多的主角。香港政府財政前景的關鍵,在於香港享受了多年的「結構性盈餘」會否一去不返,由正轉負變成「結構性赤字」?

古語有云,中國好,香港好,若果我們相信內地經濟終會改善,上市集資活動將會復活過來,那「結構性赤字」就無從說起。相信「結構性赤字」,等於相信內地「結構性低迷」,是悲觀的看法。當然了,對資產市場樂觀,不等於相信很快一切如常。若果回復過程需時以年計,政府應如何應對?回答這問題前,我們先看政府支出。

患上了「長新冠」的原來不只是人,政府也是受害者。疫情前十多年,面對人口老化、大大小小的外來衝擊,香港政府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保持在一成左右。自2020年第一季開始,政府大灑金錢救人救市,這比例升了幾個百分點。政府的「長新冠」,是隨着疫情過去,政府支出比例未有回到疫情前的趨勢,依然高企。

疫情時支出突然上升,當然也跟人口老化這些長遠問題無直接關係。短暫衝擊,以短暫政策回應,因此部分政府支出的確有所下降(例如政府不用再補貼企業,也不用耗費人力物力防疫),但仍有相當部分的支出揮之不去。一個不算大膽的猜想,是疫情的非常時期,正是政府部門趁機擴充爭取資源的良機。例如,查閱過去幾年預算案的數據,便會發現醫管局在疫情後的預算大增,而且沒有隨疫情完結而回復常態。忽然增加的開支包括什麼?根據醫管局年報,原來醫管局在疫情後增聘了數千人手,既有醫護助理,也有行政人員。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預算因疫情而上升但未有打回原形的情況,其中有幾多是醫管局這種永久性的擴充規模,有幾多是滯後仍在下跌的額外支出(例如衞生署的新冠疫苗採購和注射開支)?這是政府內部的資源分配過程,非政府以外的人可以推算,但合理的假設是支出下跌尚未完結。

不知道收入下降何時回升,也不知道支出增加會回落幾多,在這個折墮的時期,政府應如何應付赤字?政府的自由儲備雖有所回落,但仍有過萬億的規模,政府應繼續動用儲備,還是更積極地發債?

早前政府的基建債認購額不足,當然不是因為「沒有人敢借錢給政府」,而是息率出手太低。香港政府信貸評級仍然極高,不難以比外滙基金回報要低的息率在市場上借錢應付赤字。根據宣傳語句,「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若果借貸只是為了應付暫時性的收入不足、支出過大,禍害有限。怕的只是打開了借貸之門以後,支出沒有受控反而隨之增加。

政府能否避免「借貸渡日」的厄運,靠削減開支和增加收入解決問題?在經濟慘淡之時加稅,固然不可取。至於削減政府開支,無論是減公務員人工,抑或縮減兩元搭車等津貼金額,則一向難度甚高,要有足夠的「政治能量」才能成事(就算是美國的「政府效率部」,也未必能夠想減就減)。除了一些象徵性的節約舉措,政府還是會趁利率低,主要靠發債去應付赤字。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編者按:曾國平最新著作《識破經濟陰謀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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