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5日
今屆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由3位在實證研究有重大貢獻的學者奪得。香港人對Joshua D. Angrist和Guido W. Imbens可能比較陌生,因為他們的學術貢獻主要是比較抽象之分析因果關係的方法論。相反,不少香港人(尤其是對弱勢社群特別關心的左翼朋友)可能都會聽過David Card的名字,因為他與(不幸早前逝世的)拍檔Alan Krueger在1994年發表的〈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是左翼朋友經常引用來支持最低工資的文章。
瑞典皇家科學院這樣形容這篇經典文章的學術貢獻:Card and Krueger used a natural experiment to study how increasing the minimum wage affects employment.The researchers identified a treatment group(restaurants in New Jersey)and a control group(restaurants in eastern Pennsylvania)to measure the effect of increasing the minimum wage.
需要可靠數據
欄友徐家健和曾國平在前日和昨日分別解釋了何為「自然實驗」。簡單來說,在Card與Krueger的文章裏,他們以鄰近(沒有提高最低工資的)賓夕凡尼亞州東面的餐廳作為對照實驗,從而排除其他可能干擾影響就業市場的因素,然後再看新澤西的餐廳有否因最低工資上調而減少就業。左翼朋友喜歡引用這篇文章,是因為文章發現最低工資並不影響就業。
從研究方法論看,Card與Krueger的「自然實驗」在當時無疑是革命性的。然而,他們的數據卻受不少人質疑。著名勞工經濟學者Finis Welch就指出,文章的電話問卷設計有嚴重漏洞,其中問卷並沒有規定清楚全職或兼職的分別,受訪者因而無所適從。另外,Welch又在數據中發現,部分青少年員工的薪酬其實早已超過最低工資,當最低工資調高後,他們的薪酬反而降低了。更有趣的是,當另外兩位經濟學者David Neumark和William Wascher利用更為可靠的正式出糧紀錄作為數據時,發現最低工資調高後,僱員的數目其實是顯著減少。
難怪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Gary Becker曾經批評Card與Krueger的文章是錯誤的:「它無法否定現在及過去積累了的大量研究結果,後者都顯示增加最低工資對就業會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
雖然如此,「自然實驗」往後在經濟學大行其道,多少亦源於Card與Krueger的這篇文章。事實上,近一年的疫情為經濟學提供了不少有趣的「自然實驗」,其中一個是最低工資對不同行業的影響。理論上,高技術高薪水的職業本身不應受最低工資影響,這可以作為其他低技術職業的對照實驗。我在統計處找來本地各行業在近年的失業率數字,發現在疫情前後高技術性職業(如「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及「專業人員」)的失業率上升不足一倍,而低技術性職業(如「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及「非技術工人」)的失業率都上升超過一倍。
當然,這只是個十分粗疏的分析,其中並未有考慮疫情對需要面對面接觸的低技術工種影響較大的因素。或許不久將來有其他學者會利用這次疫情作為一個「自然實驗」,認真分析最低工資的影響吧。
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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