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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0日

梁天卓 經濟3.0

全面制裁的機會和成本

在《港區國安法》出台後,美國揚言會對香港及中國實施制裁。繼美國政府根據《香港政策法》禁止向香港出口與軍事有關的科技產品後,國會參眾兩院上周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在特朗普簽署成為法律後,有機會依法案要求制裁有份參與中方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承諾的人士或單位,以及懲罰與他們有業務往來的金融機構。

到底美國會否真的制裁中港?而這些制裁又會否成功?

貿易制裁成功率不高

作為對付敵對國家的一種手段,制裁敵國由來已久。然而,這類貿易制裁歷來的成功率並不高。在古希臘時代,雅典城曾向鄰國墨伽拉(Megara)進行貿易制裁,結果引發了後來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導致之後希臘民主時代的結束。來到上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時,就提倡以貿易制裁來對付侵略的國家,結果在1935年意大利狂人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並沒有因為英法兩國的制裁而停止對北非的侵略,其後美國對日本的制裁,亦間接導致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

兩日前,曾國平在本欄文章〈經濟制裁歷史經驗〉中提到,最近有學者推出了一個「全球制裁數據庫」(www.globalsanctionsdatabase.com),收集了由1950年至2016年各國700多個的制裁行動,根據制裁性質(貿易、金融、旅遊等)、目的(防止戰爭、反恐、人權等)、結果(成功、失敗、妥協等)細分。從數據看,歷來各類制裁的成功率其實都在兩成至四成之間徘徊,平均大約只有三成。

曾國平亦提到,制裁香港這類國際金融中心,在歷史上並不常見。事實上,翻看數據,制裁與被制裁雙方的貿易和其他關係都並不密切。舉個例子,在美國蘇聯兩大陣營的冷戰時期,兩者之間的貿易關係並不密切。

以蘇聯為例,這個天然資源(如石油)豐富的國家,一直強調要自給自足,故其外貿一直都不發達。

在1985年,蘇聯的對外貿易只佔當時國內生產總值的4%,而當中有大半的貿易是跟同屬蘇維埃陣營的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有關,對西歐和美國的貿易一直都因為各種政治原因而極低。換句話說,美國向蘇聯作貿易或其他制裁的成本並不高。

中美雙邊關係密切

相反,今日中美兩國無論是貿易、金融和其他方面的關係都是千絲萬縷。在貿易方面,近年中美已成為雙方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國在2018年的貿易總額已超過7000億美元,而根據美國政府估算,在2015年雙方的貿易為美國創造近100萬個就業職位。

至於金融方面,近年中國的金融市場不斷增長,據估計,中國的金融市場價值已達470萬億美元,亦不斷向美國開放,據報部分美國投行最近已可在中國的合資公司擁有過半股份(即取得控制權),而摩根大通(JP Morgan)更在上月獲得准許全資在中國發展其事業。

有研究顯示,在冷戰結束及全球一體化後,只針對個別官員、對整體經濟影響不大的「聰明制裁」(smart sanction)愈見普遍;相反,貿易戰這類全面制裁的比例,由1970年代之前的超過一半,下跌至1980年代以後的不足三成。

這當然不代表美國不會制裁中港,就現在情況來看,如美國在上周通過《香港自治法案》這類「聰明制裁」的成事機會看來仍是不少,但影響範圍較大的制裁如禁止中港使用美元以圖搞砸聯滙制度,我認為機會十分低。

作者為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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