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4日
怎樣的經濟制度最有益於人類福利?這個問題成為現時代的一大特徵,因為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在經歷了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後,我們知道什麼沒有用。
新自由主義實驗──給富人減稅,勞動力和產品市場去監管化,以及全球化──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增長比二戰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更低了,並且其成果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分布的頂端。頂端以下的群體經歷了是十年收入停滯甚至下降,新自由主義必須宣判死刑,壽終正寢。
民粹左翼擅為富人減稅
至少有3個主要政治替代方案正在爭奪新自由主義的繼任者:極右翼民族主義、中左翼改良主義,以及進步左翼(中右翼代表新自由主義失靈)。但是,除了進步左翼,這些替代方案仍然基於某些已經(或應該已經)失效的意識形態。
比如,中左翼代表着披着人道面目的新自由主義。其目標是將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英國前首相布雷爾的政策帶入二十一世紀,只對流行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模式進行微調。與此同時,民族主義右翼否定全球化,將今天的一切問題歸咎於移民和外國人。但特朗普的總統任期表明,民族主義右翼──至少是其美國版本──也同樣擅長為富人減稅、去監管化以及減少或取消社保項目。
相反,第三個陣營鼓吹我所謂的「進步資本主義」,提出截然不同的經濟日程,以4項重點工作為基礎。第一項是重建市場、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平衡。緩慢的經濟增長,不斷加劇的不平等性,金融動盪以及環境破壞都是市場所帶來的問題,因此無法也不會光靠市場自身克服。政府有責任通過環境、衞生、職業安全和其他類型的監管限制和影響市場。政府還有責任去做市場不能或不會去做的事情,如積極投資於基礎研究、技術、教育和衞生。
第二項重點工作是承認「國家財富」來自科學探索──研究我們身邊的世界──和讓大量人群為了共同福祉而齊心協力的社會組織。市場在促進社會合作方面仍起着關鍵作用,但只有在依法治國並受到民主制衡的情況下,才能服務於這一目標。否則,個體可以通過剝削其他人致富,通過尋租攫取財富,而不是通過真正的創造性創造財富。許多今天的富人便是靠剝削發達致富。他們因為特朗普的政策而如魚得水,這些政策鼓勵尋租,破壞財富創造的基本源泉。進步資本主義則正好相反。
這就引出了第三項重點:解決日益嚴重的市場力量集中的問題。通過利用資訊優勢、收購潛在競爭對手,以及創造進入壁壘,主導企業得以參與大規模尋租,損害其他所有人。公司市場力量的提高,及工人議價能力下降,能夠有力解釋為何不平等性如此嚴重,增長如此萎靡。除非政府扮演比新自由主義所要求的更加積極角色,否則這些問題可能會因為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的進步而變得更加糟糕。
須遏制金錢對政治影響
進步日程的第四項關鍵工作是斷絕經濟權力和政治影響之間聯繫。經濟權力和政治影響互相強化,自我永恒(self-perpetuating),特別是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富裕的個人和企業可以在選舉中不受限制地撒錢。美國正在日益接近本質上反民主的「一美元一票」制度,而對民主不可或缺的制衡制度則有可能無法堅持:沒有什麼能夠約束富人的權力。這不僅是道德和政治問題:不平等程度較低的經濟體,表現確實更好。因此,進步資本主義改革必須從遏制金錢對政治的影響、降低財富不平等性開始。
沒有什麼魔法能夠逆轉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傷害,但符合上述內容的全面日程絕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這要取決於改革者有決心遏制私人部門所造成的市場權力過度和不平等性過高問題。
全面日程必須聚焦於教育、研究和其他財富的真正泉源。它必須保護環境,遏制氣候變化,保持與美國綠色新政派和英國滅絕反叛組織(Extinction Rebellion)一樣的警覺。它必須拿出公共計劃確保所有公民都能獲得體面生活的要素。這其中包括經濟安全、得到工作和生活費用、醫療和寬敞住房、有保障的退休生活,以及孩子們的品質教育。
這個日程是絕對負擔得起。事實上,不實施它才是不可負擔之重。民族主義者和新自由派所提出的方案只能帶來更多停滯、不平等、環境破壞和政治刻薄,有可能導致我們想都不敢想的後果。進步資本主義不是矛盾體。相反,它是對顯然已經失敗的意識形態之最可行、最有活力替代方案。它代表着我們擺脫當前經濟和政治弊端的最佳機會。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聯合得主之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他最近著有People, Power, and Profits: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Copyright:Project Syndicat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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