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的新時代

紐約—200年來，關於什麼決定了收入分配，以及經濟如何運行的問題，有兩大思想流派。其一濫觴於亞當．斯密和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關注焦點是競爭市場；其二認識到斯密式的自由主義導致了財富和收入的迅速集中，將出發點放了在無限制的市場導致壟斷的思想上。了解這兩大流派很重要，因為我們關於政府政策和現存不平等性的觀點，取決於我們認為其中哪個流派能更好地描述現實。

對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及其追隨者來說，因為市場是競爭性的，所以個體的回報與他們的社會貢獻——用經濟學家的話說，就是「邊際產品」——有關。資本家因為儲蓄而不是消費而獲得回報，用我的牛津大學德魯蒙德（Drummond）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前輩拿索．西尼爾（Nassau Senior）的話說，是因為他們的節制（abstinence）。因此，收入差異被歸因於個人所擁有的「資產」——人力和金融資本。因此，不平等性學者將焦點集中在資產的分配上，包括它們如何在代際間傳遞。

第二個思想流派以「權力」為起點——包括實施壟斷控制或在勞動力市場上對工人的威權。這一領域的學者將焦點集中在是什麼導致了權力，權力如何維持和強化，以及可能阻止市場競爭的其他因素。對源於資訊不對稱的剝削的研究工作便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市場集中度大幅提高

在二戰後的西方世界，自由派取得了主宰地位。但是，隨着不平等性的加劇以及對此問題擔憂的加深，以邊際產品的角度看待個人回報的競爭學派日益難以解釋經濟如何運行。因此，今天，第二個思想流派後來居上。

畢竟，銀行CEO導致企業倒閉、經濟險些崩潰，但仍然獲得豐厚獎金，這與個人收入必與社會貢獻的信念無法調和。當然，從歷史上看，對大群體的壓迫，包括奴隸、女性和各種少數群體等，都是不平等性源自權力關係而不是邊際回報的顯而易見的例子。

在今天的經濟中，許多部門——電訊、有線電視、從社交媒體到互聯網搜索的數字行業、醫療保險、製藥、農企集團等等——都無法用競爭角度理解。在這些部門中，競爭在寡頭間進行，而不是教科書上所描述的「純粹」競爭。一些部門可定義為「價格接受」部門；企業太小，對市場價格沒有影響。農業是最顯而易見的例子，但政府對該部門的干預十分嚴重，價格主要不是由市場力量決定。

傑生．福爾曼（Jason Furman）領導的美國奧巴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CEA），試圖釐清市場集中度的上升情況及其所造成的一些後果。CEA指出，在大部分行業，標準指標表明市場集中度大幅（一些市場甚至可稱為劇烈）提高。比如，前十大銀行佔存款市場的比重，在從1980年到2010年的區區30年裏就從20%左右增加到50%。

不必為壟斷權力擔憂

市場權力的增加部分來自技術和經濟結構的變化：網絡經濟和本地提供的服務業的增長就是一個例子。另一部分是因為企業（微軟和製藥公司是很好的例子）學會了如何更好地樹立和維持進入壁壘，它們常常有保守派政治力量的支持，後者論證放鬆反壟斷執法的合理性，並且不以市場「天然」是競爭的為由遏制市場權力。還有一部分則是通過政治程式赤裸裸地濫用和利用市場權力：比如，大銀行游說美國國會修訂或廢除將商業銀行業務和其他金融業務分離的立法。

後果在資料中盡顯無疑，各層次不平等性均在上升，不僅個人之間如此，企業之間亦如是。CEA的報告指出，「最頂尖的一成企業的資本投資回報是中位回報的五倍多，這一比例在25年前只有近兩倍。」

二十世紀偉大的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指出，我們不必為壟斷權力擔憂：壟斷只能是暫時的。將出現為了市場的激烈競爭，並且這一競爭將取代市場中的競爭，並確保競爭性定價。

我在很久以前所做的理論工作揭示了熊彼得分析中的漏洞，現在，實證結果為此提供了強有力的確認。今天的市場表現出高壟斷理論持久的特徵。

這一現象的影響是深遠的。關於市場經濟的假設有許多建立在接受競爭模型的基礎上，認為邊際回報總是與社會貢獻相稱。這一觀點導致官方干預的猶豫不決：如果市場從根本上是有效而公平的，那麼即使是最優秀的政府，對於改善狀況也沒什麼可做的。但如果市場是基於剝削，那麼自由放任的理由就不再成立。事實上，在這一情形中，打擊既得權力不但是民主的戰爭，也是效率和共同繁榮的戰爭。

Joseph E. Stiglitz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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