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3日

高天佑 新聞點評

告別南洋時代

6月8日，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以99歲高齡逝世。6月1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見面。這兩宗新聞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像劉先生名作《對倒》一樣暗藏寓意。導演王家衛形容劉以鬯離世為「南來作家時代的終結」，其實從更大層面看，兩單消息彷彿象徵着香港「南洋時代的結束」。昨天舉世矚目的「特金會」，恰好再次宣示新加坡將是南洋的獨家樞紐，所謂「雙城記」故事已然落幕；日益跟中國內地融合的香港，將傾向扮演大灣區內一個城市。

「南洋」泛指中國以南境外地區，這個名詞由明朝開始出現，如同「東洋」、「西洋」和「北洋」分別指當時的日本、歐洲和俄羅斯，「南洋」代表東南亞諸國。不過時至今天，很少人會再用「東洋、西洋、北洋」作為地理名詞，唯獨「南洋」一直廣泛沿用至今，或因東南亞國家確實散布在南方的海洋上，此一字眼最為形象化，令人直接聯想到椰林和海灘。

自十九世紀起一段很長時期，香港跟南洋可說打成一片；在中國大陸不少人心目中，甚至把香港視作南洋的一部分。那時候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往返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地有如家常便飯。一方面，香港當時扮演着南洋其中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資訊中心；另一方面，香港亦是南洋跟中國大陸交往的最重要窗戶（在1949年至1980年代初甚至是唯一門戶），那年代南洋更是香港歌星藝人的主要海外掘金之地。而中國人移居南洋或者南洋華僑歸國，例必途經香港；南洋華僑跟內地親友之間滙款或者郵寄物資，同樣要借道這顆東方之珠。

此外，香港上世紀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創造奇蹟，除了有賴早年從中國大陸南下的人才、資金和技術，南洋商界華僑來港投資亦功不可沒，諸如邵逸夫、郭鶴年、胡文虎、陸佑、馮平山等等。與此同時，即使本身並非來自南洋的人士或機構，港商自然而然地把南洋視作其可開拓空間（或市場）之有機一部分。例如開辦一間公司或者拍一齣電影，往往把南洋預設為重要市場，而非局限於本港幾百萬人。

年輕人只向北望眼界窄

好像劉以鬯生於上海，隨後來港，他本身並非南洋華僑，其文學作品卻充滿南洋風情，很多故事篇章以南洋為背景。皆因當時香港和南洋的報界及文化界幾乎連成一體，劉先生身為副刊主編，經常被派到南洋報社工作，又或者在偶爾落魄失意時赴南洋轉環境碰機會。如同電影《花樣年華》和《2046》中的周慕雲，正以劉先生為原型，一時在香港食雲吞麵，一時在新加坡飲酒，一時在柬埔寨做導遊，在那個時代十分尋常。

前財爺梁錦松早前受訪時說，香港最大問題是「年輕人眼界愈來愈窄，比幾十年前更狹窄」，某程度上沒講錯。就以阿松本人為例，年輕時曾坐過船王董浩雲的「海上學府」郵輪遊歷南洋等地，後來投身萬國寶通銀行（現稱花旗集團），試過長時間被派往新加坡及菲律賓工作。在他成長的時代，香港年輕人眼界很360度，除了向北望做China Trade，向東望Made in Japan，向西望歐美文化，還會向南望向一大片南洋諸島。可惜如今上世紀的精英普遍叫香港年輕人向北望、搬上大灣區居住，試問眼界又怎會不狹窄。

港星雙城定位漸行漸遠

長期以來，香港與新加坡被稱為「雙城記」，乃基於兩者定位相近，遊走於中國大陸、南洋和西方發達市場之間，扮演着金融、貿易和文化樞紐。然而香港自回歸後日益跟中國內地融為一體，現時在包括東盟等地的外國人心目中，香港逐漸跟廣州、上海等其他中國城市沒什麼分別，不再具有以往的獨特角色。此消彼長下，新加坡作為國際城市卻聲譽日隆，好像2015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跟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見面的「習馬會」，以至昨天的「特金會」，不約而同選址獅城上演，正顯示了新加坡的特殊地位。

誠然，香港近年持續受惠「北水」，令經濟和樓市熾熱，失業率更跌穿3%。惟新加坡表現不遑多讓，去年GDP增長3.6%（香港GDP升3.7%），失業率更低至2%；同時，獅城去年人均GDP達5.8萬美元，仍較香港（4.6萬美元）高出一大截。據CIA統計，香港堅尼系數企於0.54，為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10個經濟體之一，而新加坡堅尼系數僅為0.46。

無論如何，港星兩地漸行漸遠，所謂「雙城記」關係已不復存在。獅城成為南洋6億人口市場單核樞紐，維持國格之餘，亦無礙GIC和淡馬錫在中國投資賺錢，並可望開拓北韓經貿合作。至於香港，就把希望寄託於融入大灣區，繼續喝北水。「如果有多張船飛，你會唔會跟我走？」「不會，去大灣區行港珠澳大橋，可以用支付寶坐車。」香港百多年來的南洋時代，已跟劉以鬯先生一起離開。

(英文版本由EJ Insight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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