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1日

高天佑 新聞點評

滙豐作家劉以鬯

滬上來港文人不少，但「滙豐作家」只得劉以鬯先生一個。此名銜固非由滙豐銀行官方頒授，只因HSBC全名「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所以在上世紀有人用來戲稱那些自上海來港的作家，入圍者包括葉靈鳳、曹聚仁、徐訏等，但人們之後又覺得，若論著作豐富和身家豐盈，只有劉以鬯當得起這個霸氣稱號。筆者有幸在8年前拜訪過劉先生，近日不少報道形容他憑「日寫13個專欄」得享中產優游生活，其實並不完全準確。劉先生親口講過，那年代靠寫稿只能免於捱餓，他能賺錢和買樓，主要靠郵票買賣（他是亞洲權威），加上一個持家有道的好太太。

劉以鬯1946年在上海開辦出版社，兩年後南下香港籌辦分公司，原屬短期公幹，但不久大陸政權易幟，他被迫留下來。「我錢都用光了，身上只有一支筆和幾張白紙」，第一篇1000字投稿到《星島晚報》就獲得刊登，「拿到10塊錢稿費，那時候3毫錢一碗雲吞麵。」他剛滿30歲，人生篇章揭開第二幕。

《2046》周慕雲真人版

很多人對劉以鬯印象來自王家衛改編其作品的《花樣年華》和《2046》，戲中在報館當編輯、公餘寫武俠小說和歡場資訊的男主角「周慕雲」（梁朝偉飾），亦正以劉先生為原型。筆者看過劉先生年輕照片，眉眼憂鬱確實像周慕雲，但文質英氣更勝梁朝偉。劉先生和劉太太都說，戲中梁朝偉形象跟真實的劉以鬯頗有出入，不過關於「寫稿搵食艱難」的描繪就非常寫實。

例如在《2046》中，周慕雲找到第一個專欄地盤後，仍只能躲在賓館用花生醬搽麵包做三餐，皆因當時一個專欄的稿費實在不夠生活。後來周慕雲「終於諗通咗，為咗生活，決定乜嘢都寫」，他不斷開拓地盤，包括〈火山英雄日記〉等歡場專欄。這一點也跟劉以鬯相似，其當年高峰期13個專欄，確實包括《銀燈日報》等娛樂報章上的「三毫子」艷情小說。劉以鬯1952年在新加坡跟女星顧媚展開一段情，亦緣於一次夜總會採訪，跟電影中周慕雲在南洋夜總會遇到劉嘉玲如出一轍。

劉以鬯雖然筆耕辛勤，但在那個荒寒年代，單靠寫稿不易在香港安身立命。於是他一邊為《香港時報》、《星島晚報》等主編副刊作為正職（如同電影中周慕雲），一邊寫專欄幫補生計。然而，劉以鬯自幼心慕文藝，是真正「文青」，為餬口而寫的通俗文字實難教他滿意。所以他在公餘創作自己的嚴肅文學，包括《酒徒》、《對倒》等充滿實驗意味作品，讓他獲譽為「中國意識流第一人」。劉氏平生創作文字當中，有結集出版的不及十分一，他亦曾自嘲「寫稿機器，寫了六七千萬字的垃圾」。

近日不少報道形容劉以鬯「日寫13個專欄」、「一筆過買太古城單位」、「無捱過窮」、「一直過着中產的生活，半島下午茶、中環希爾頓十多元一份自助餐，都是普通事情」，這些描述均符合事實，可是若簡單地總結他「靠寫稿買到太古城，過上中產生活」，就非完全準確。

對於劉以鬯寫稿收入，最常見衡量標準是「雲吞麵」，例如上文提及他在1949年第一篇1000字投稿「拿到10塊錢稿費，那時候3毫錢一碗雲吞麵」，換言之「每一千字等於33碗雲吞麵」。不過，在2010年接受《明報》專訪時，他又說自己「高峰期日寫1萬字」，「那時雲吞麵3毛半一碗，我寫1000字可買10碗」。「33碗」和「10碗」相差甚遠，筆者那次拜訪恰也在2010年，當時劉先生思路依然極為清晰，我相信他並不是記錯，而只因稿費水平向來浮動不穩，報館出手各有高低而已。

寫稿千字賺33碗雲吞麵

例如《星晚》副刊當時極負盛名，主打嚴肅創作，稿費也較高，惟選稿嚴謹，同一位作者可能每兩星期才選登一篇投稿。因此，不能把「33碗雲吞麵」稿費套用於劉以鬯高峰期「13個專欄」，皆因當中很多都是為二三線報章填版位的通俗文字，稿費只得「10碗雲吞麵」甚至更低。即如劉先生自述，他高峰期日寫1萬字，每千字可買10碗雲吞麵，意味着每日收入為100碗；按今日標準，每碗雲吞麵20元，相當於日入2000元或月入6萬元，確實不俗。但須留意，日寫萬字只是最高峰期水平，畢竟專欄地盤和稿費報酬從來都不像打工出糧般穩定。

作為上世紀真正才子，劉以鬯興趣多樣，除了文藝還愛集郵和砌模型，幸好這些玩意既不傷財又不傷身，不會像古龍、倪匡等其他作家般花錢如流水。至於周慕雲風流形象，其實只反映劉先生年輕時一個短暫階段。劉太太曾笑說，結婚後的劉先生絕不風流，通常每天日間埋首寫稿，傍晚兩口子出外用餐，夜晚回家若非專注嚴肅創作，就是玩郵票和模型，其實有點像「宅男」。

在集郵方面，劉以鬯卓然成家，常參與拍賣會，又以郵寄方式跟亞洲區收藏家買賣。他曾說過，自己在買賣郵票中賺到的錢，可能比寫稿收入更多。2015年蔡瀾亦在一篇文章中引述劉先生透露：「郵票有買有賣，賺了不少錢……太古城的房子就是那麼買的。（相反）當年就算寫多少稿，也不容易儲錢。」

投資郵票成功買太古城

有趣的是，劉先生投資郵票深具眼光，看待香港樓市也很精準。早於1972年出版的《對倒》曾寫道：「四個上海女人在口沫橫飛地談論樓價。乙女說：『我的姨媽，去年在灣仔買了五層樓，每層兩三萬，現在每層漲到十幾萬，不知不覺賺了幾十萬。』……『樓價漲得愈高，買樓的人愈多！』」能有如此眼光，難怪隨後在七十年代末，劉先生一筆過豪擲十多萬元買下太古城單位，安居直到晚年。

總的來說，劉以鬯一方面辛勤寫稿賺錢，加上婚後生活簡樸，太太持家有道，身為文人能在香港站得住腳。然而，他之所以能過上中產安穩優游生活，主要靠投資郵票增值（固然也要努力工作才有資本買賣郵票），以及買樓買得夠早。在現今「中產必須死」年代，內地90後新一代已有覺悟：「工作是社會身份，投資才是經濟來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劉以鬯早於半個世紀前已經實踐，前衞非常。這條「滙豐作家」之路，今日仍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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