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着夭折孩兒

那新的印刷廠雖已簽下合約，但仍不惜冒違約風險，拒絕替我們印刷。其實，這也難怪：明明知道已有另一家同業因收不到印刷費而告上法庭，法庭又對我們頒下清盤令，如果還印的話，肯定是場虧本生意，商業社會裏，哪有這種遊戲？

一時之間，我抱着那套未能出版的菲林，像是撫着一個剛剛夭折的孩兒，不知如何為它舉行葬禮。

稍為冷靜一下後，我聯絡黃社長，說出事情始末，他在話筒另一端很快便作出回應：「下一期不用做了，你們可以執拾個人物品回家，過兩天我自會給你們支票，作為今個月的薪酬。」

「下一期不用做了」，意思就是宣布《癲狗周刊》停刊，它的生命從1997年10月10日第一期開始，到1998年7月9日未能出版的第38期結束，只有短短37期；以一介書生而言，不畏強權，獨力批評時政，單以這點而言，我對黃社長一直是心存敬佩！

同事們對停刊一事，似乎反應不大，當法庭頒布清盤令，又有執達吏上門，大家像已知道周刊走到絕路，沒得回頭。

傳媒的「知情」能力真的很高，第二天便有記者來電，查詢黃社長去向及如何處理員工日後安排，甚至詢問《癲狗周刊》何時復刊……我只能簡略回應：「這些問題，不用擔心，黄先生已有妥善安排，當有結果，他自會向外公布的。」

說實在，我哪知黄社長將來的安排或者去向；那刻反而回望自己，是否錯入編輯這一行？

回想在文化大報擔任兼職編輯時，同事介紹我到《星期天周刊》工作，公司不時澄清財政穩健，豈料不到3個月，雷社長終於宣布停刊；轉到《忽然1周》，自老總查小姐無端離職後，接替者說明將要推行「編採合一」政策，不接受者，公司將另有安排，所謂「另有安排」即是把你辭退；轉到《凸周刊》，在我休假期間，梁社長派人跟我說要把我解僱，理由是「沒有」理由；加入《癲狗周刊》，最後因為財困而迫於結束。

編輯，這個行業是否很不安穩？或者，在周刊蓬勃發展的日子裏，它太易生，也太易死。我想，是時候轉換行業了，可是，《癲狗周刊》停刊大約一個星期後，有個曾是美術組的同事忽然來電：「最近在哪裏工作？」

「剛剛沒有了。」

「可否過來新刊物幫忙？」

「什麼周刊？」

「不是周刊，是月刊。」（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