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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29日

占飛 忽然文化

城鄉一體化

民國可說是中國歷史上另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為了促進中國現代化,知識分子提出各式各樣的主義和想法。有些稀奇古怪,如漢字拼音化、廢除姓、婚姻以及家庭、遺產公有、兒童公育等等。

有些學者海外學成歸國後,落實做田野調查,提出的想法較為平實,到今天仍值得參考。

吳景超1901年生,1923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獲學士學位。1925至1928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先後獲社會學碩士及博士學位。那些年是芝大社會學黃金時代,吳景超的博士導師是美國城市社會學家帕克(Robert E. Park, 1864-1944),帕克在德國留學時師承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芝大當時專注研究都市化和社會互動的形式,尤其是充滿移民的都市特殊形態。

吳景超1928年歸國,一邊教授社會學,一邊做調查研究。他的女兒吳清可憶述,吳景超幾十年來搜集資料製作卡片,每天不少於3000字。可惜,文革時數次抄家,全部散失。本文簡述吳景超《第四種國家的出路》(1936年)的看法。

他按照人口密度和農業人口比例高低,將國家分為4種。第一種國家,人口密度高,但農業人口比例低,是工業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和德國。第二種國家,人口密度低,農業人口比例也低,亦是工業發達國家,如美國、澳洲和紐西蘭。第三種國家,人口密度低,農業人口比例比較高,如俄羅斯。第四類國家,人口密度高,農業人口比例亦高,如中國、印度及東歐國家。

空谷足音

吳景超認為,第一類國家須要減低人口密度;第二類國家人口密度和農業人口比例相適應;第三類國家須要促進工業化;第四類國家,即中國,人口密度和農業人口比例都要減低。他認為:中國要現代化,必須走西方的道路,「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他指出:農村長期積貧乃至破產,非因都市剝奪了農村的物資和人力。剛剛相反,是因為都市規模不夠大。在1930年代,全國只有110多個都市有10萬以上人口,根本沒足夠資源和能力發展經濟,帶旺附近農村。

當年,吳景超反對知識青年下鄉搞建設,一來,下鄉影響頂多及於他們居住以及附近幾個村鎮,裨益不大;二來,農村本來就勞動力過剩,人口密度過高,知識青年下鄉,既沒資本帶動農村現代化,反而成為農民負擔;三來,他在大學調查學生的想法,幾乎所有學生都不想下鄉,反而農村青年想到城市打工。吳景超指出,社會發展規律是先發展城市,興辦實業,勞動力「入城」,資金「下鄉」。他的意見難免成為空谷足音。

中國一家

吳景超曾經發表《中國農村的兩種類型》。他指出,當時大多數農村都不能自給自足,要從其他村鎮、縣省輸入生活必需品、生產材料等等。有些用品甚至要從外國進口。自給自足只是文人筆下理想化的幻想。有幾多農民能夠「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呢?

吳景超借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理想型」(ideal type)概念,指出中國農村可分為寧波型和紹興型。前者地少人多,憑耕種、養家畜和手工業,根本無法養活本地人口。

一些農民被迫出外打工、經商,近則杭州、上海,遠則漢口、北京等,甚至遠赴海外如東南亞,賺錢滙回家鄉,使寧波型農村(例如台山、梅縣等)的生活水準高於其他農村。紹興型農村擁有大量特產,例如茶葉、酒或魚產等等,價值往往是穀物、牲畜的數倍,故紹興型農村(包括沿太湖的蠶絲區、沙市附近的棉區等等)村民衣食無憂,甚至可積累資本發展手工業和輕工業。

顧名思義,這兩種農村屬「理想型」,並不普遍。吳景超認為,中國要拉近城鄉差距,發展到「中國一家」,城鄉一體化是必經之路。歐美的先行者已做到了!吳景超死於1968年,看不到二十一世紀初才出現一些以城鄉一體化為中心的新型城鎮,且大多在東部沿海的發達地區,而在中、西部,不單未見城鄉一體化的努力,反而見到城鄉兩極化,即城市愈發展,資金和人才都不下鄉,以致鄉村愈來愈貧窮落後。

撰文:占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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