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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2日

張綺霞 訪談錄

將角色推至極端孤立脆弱狀態 導演鄭保瑞一直為生存而掙扎

香港導演鄭保瑞以「暴力美學」見稱,電影中經常將角色推至極端的孤立脆弱狀態,逼其用最頑強力量反抗,而參與拍攝演員,同樣在極致狀態中逼出最真實反應,演技更上一層樓。但對鄭保瑞來說,暴力並不美,而是實實在在的痛,他只想把這痛還原於熒幕,提出最想問的問題:究竟生存是什麼?人是什麼?

對他來說,這些問題永遠沒有答案,因為他和戲中角色一樣,都是一直為生存而掙扎,「這種掙扎讓我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讓我找到自己的價值與目標。得到一個機會,就算別人不看好,我也要做,嘗試將局勢扭轉,不一定成功,只是一個轉變契機,好不好就看你命運。掙扎給了我動力。」 

19歲入行從低做起以來,鄭保瑞不知不覺已經加入影圈超過30年,最近他成為第47屆香港國際電影節(3月30日至4 月10日)的焦點影人,除了他執導的新作《命案》被挑選作開幕電影之一,還有其11部作品回顧展,從最早期到最新也有涵蓋,「早期的作品,哪怕質素不太好,有些處理未成熟,都可以給觀眾看看,原來當年我和現在新一代電影人都是那麼稚嫩,哈哈!」

 

回看這12部電影,他感觸不少:「最初沒想過自己能一直拍下去,一步一步走,就到了這裏。一路上將一個一個問題解決,雖然大部分也解決不了(笑)。」

他自言,從小熱愛電影,「扮文青買《電影雙周刊》看」,但入行決心不大,只是打開報紙看到聘請製作助理廣告,決定一試,順利獲錄取,同期4個新人,兩個做了一陣子就退出,剩下的兩個,一個是他,一個是《梅艷芳》導演梁樂民。「有一次,電影在飛鵝山一間破屋搭景,要在那邊過夜看守,有道友又有war game友出沒。夜晚只有自己一個,凍到癲,可是很享受做的過程。」

因500元淚崩

三四個月後工作完結,他去快餐店負責「𢳂飯」,工作沉悶,幸好有朋友找他做場記,馬上辭職。不過,一套拍完後,又是漫長的等待,「有時找到工作,做9個月只有8000元,我也做。我只想博一個機會,因為真的喜歡電影。」他放棄學業入行,母親很生氣,一年多不跟他說話,沒有工作時他經常留在家中,有次長達一個多月,不想花錢故不敢出街,只是陪母親看電視。一天,她突然走進房間,默默將500元放在桌上,他明白母親已諒解自己。「頓時,我的眼淚一直流,只是不斷跟母親說對不起。」

如何艱苦都依然堅持,只因電影能讓他活在另一個世界。「每天被媽媽問到做了什麼,我會答:今天我見證3個人中槍,然後爬起來再中,中了5次。今天有人打破了一個櫃,我們立刻砌回,又把它打破,砌了3次。這世界很奇妙,很多現實無法接觸的東西,在這裏都有可能。這群人做什麼?在做夢。然後一群人走進戲院,為他們驚訝,為他們流淚。」

入行如入局

他笑言,入行如入局,一進去就捨不得走。為了尋找更多創作機會,他曾加入無綫做助理編導,從零開始「排凳仔」,希望有天能做到導演,卻感嘆裏面是學填表多於拍戲,「寫了我一生人要寫的字」。

後來他收到葉偉信電話,要他幫忙做副導演,於是他向無綫呈辭。「這次離開,我知道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一定要找機會做導演。」

碰巧他得知有人成立新公司「中大電影創作室」,資助中大進修學院的電影班同學拍戲,每人有4.4萬元,拍45分鐘,他主動要求對方給自己8.8萬元,拍90分鐘,成為第一部作品《第100日》。

「拍了5天,沒有專業演員,只有5個興趣班同學。沒有錢,只能租用剪片室兩天,我到鴨寮街將毛片全換成VHS形式,自己在家以翻錄方式先剪一遍記下時間,過程很艱苦卻很享受。」拍出幾個習作式作品後,開始有大型商業製作,如2001年的《恐怖熱線之大頭怪嬰》。

鄭保瑞一直以拍類型片為主,雖然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這些電影已減產,他熱情不減。「可能我是在這個圈子長大,類型片我比較有把握,能給我一個方向,不過,到我開始拍類型片年代已經沒有什麼錢,比較便宜的鬼片容易開,旁人或許覺得老土,可是我覺得無論如何,每類電影只是一張有範圍白紙,你可在裏面任意創作,有很多可能性。」

雖然一直在框框內,他不斷努力做出框框外東西,例如2006年的《狗咬狗》,陳冠希飾演的殺手和飾演警察的李璨琛逐步跌入歇斯底里、如野獸般暴力的狀態,互相廝殺。「跟過往動作片不太一樣,是極端些,極致些。」又如驚慄片《智齒》以全黑白處理,氣氛肅殺,呈現垃圾堆中低層人物的掙扎。「每次我都想走多半步,拍一些新東西。我不是要顛覆類型,只是加多一點東西,產生不同的化學作用。」他希望這些變化能賦予類型片更大生命力。「希望下一代電影人發現這些類型其實可以很有趣,繼續拍下去。」

他的電影經常探討人性,將角色推到絕境。他解釋:「我覺得(人性)不是一加一就等於二,世界充滿我們不可預計的東西,人很渺小,就如螻蟻,所以一定要掙扎。我們只是偷生,今天活着只因上天給了一線機會你,不要覺得自己好巴閉。」

時常感矛盾

鄭保瑞認為,生存並非理所當然的事。「人能夠生存是因為想生存,一生中有很多難關,當你曾用力爭取過,得來的東西才有價值。我很想展現這種掙扎,因此往往為角色設很多難關,在最大難關前,他們才會用力反抗。」

他常在電影中剝奪角色擁有的一切,將其置身在孤立無援的極端狀態中,逼使其爆發。「他們常需要比從前經歷更黑暗,才能成功爭取一點想得到的東西。」

他坦言創作時常感矛盾,有些關口連自己也無法過,例如《殺破狼II》拍攝邪惡的拐賣人口活摘器官集團,一名孕婦符合購買者要求,要被殘忍殺害,「創作是否一定要做到這樣?要犧牲一些價值觀。如果將角色看成一個人,我們很殘忍。」

又例如《智齒》花了不少篇幅拍劉雅瑟被變態殺手抓走後奮力反抗,反覆被用力虐打和強姦,「我們思考過很多方法,例如避開過程改用意象表達,但我思考,如果這樣輕輕帶過,是否無法讓人直視這暴力本身?我也跟雅瑟溝通過,當她預備好做,就希望能讓觀眾感受到這個女孩子所經歷的痛苦,其實我也無法還原100%。」

鄭保瑞認為,讓人認識這些痛苦有其必要,這樣人才懂得做選擇。「別人說我作品有暴力美學,其實我拍時心中沒將其跟美掛鈎,只是將這動作盡量還原,如果那拳打下去是痛,就要呈現痛,暴力是會讓人受傷,我一定要給你感受那種痛苦。」這正是《狗咬狗》、《軍雞》等的拍攝方式,「我想逼觀眾直視這種暴力,告訴人它有多恐怖,所以不要去做。」

不過,他指出《狗咬狗》中最暴力畫面不是打殺,而是剖肚取子救出小朋友,當年試映時有觀眾忍不住直呼「黐線」後離場。他掙扎了一陣要不要剪走,最後決定保留。「人的生存就是這樣,如在食物鏈中,是如此殘忍的事。沒有所謂尊嚴和地位高低,你死了,其他人就可以依賴你生存,《狗咬狗》就是這種概念。」

他慶幸出資者是日本公司,因此在拍攝上沒有包袱,「他們只關注在日本的錄影帶發行量,可以不理香港市場。不然不會有香港老闆讓我做。」

回看自己多年來的事業,他自言和電影主題一樣,一直為生存而掙扎,在香港拍戲有時叫好不叫座,北上發展後拍出高票房《西遊記》系列卻惹起不少爭議,近年他又將重心轉回香港,《智齒》參與柏林影展,好評不斷,票房卻一般。他感嘆:「都是一步步走來,未來也不知道會走成怎樣,只能一直走下去。」

雖然沒有為自己設限,鄭保瑞始終覺得在香港有較多拍攝個人創作的機會。「我喜歡的東西,未必能在一些制度之下實現,市場上也未必需要,太極端,對香港電影(發展)來說卻是有價值的。我希望《智齒》和《狗咬狗》等,是能(在歷史中)留下來作品。」

過去數年他曾為不少新導演如劉浩良、黃慶勳、劉國瑞擔任監製,未來亦會繼續。「我自己走了這麼久,建立了一些信任,如果我加入能讓新導演開戲,就會去做。」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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