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女導演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在充滿男性凝視（male gaze）的影視世界，歷來有不少電影人努力打破成見，用創新手法呈現另一面的故事。已故比利時導演桑提艾格曼（Chantal Akerman）便是其中的開拓者，早在七十年代就憑個人才華拍出與別不同的風格，影響了許多電影人，被譽為女性主義電影的啟蒙者。香港正舉行她的回顧展。

桑提艾格曼基金會總監瑟琳布慧（Céline Brouwez）表示，雖然桑提的作品很知性，但只要觀眾願花時間就能進入其世界。「有時我會從她的電影找到自信。她一直很相信自己，因為這信念，才能靠一己之力將不可能變成可能，成為電影史上如此出眾和有前瞻性的人物。」

艾格曼沒有完成中學及電影課程，卻靠出眾的才華，創作出許多打破成見的作品，改寫電影歷史。她的母親為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幸存者，經歷過殘酷歲月，她一直鼓勵艾格曼追尋自己的夢想，而非像同齡女孩那樣急着嫁人，也塑造她特立獨行的性格。17歲那年，她看過高達的《狂人比埃洛》之後深感震撼，意識到電影的創作空間更廣闊，還未讀完高中就轉到電影學院。

然而讀了幾個月，她就輟學進行創作，在1968年拍成顯露潛力的短片Saute ma ville，講述一個女孩在封閉的房間做着無盡的家務，最後以震撼性的自殺作結，展露強烈的反叛特質和出色才華。隨後她旅居紐約，認識了不少前衞藝術家。看過錄像藝術家、以長時間拍攝知名的加拿大導演Michael Snow的作品後，她大受啟發。瑟琳布慧解釋：「這些經歷都比單純在學校讀書更能幫她成長，而且她也有很強的直覺。」

在1975年，艾格曼以普通婦女的瑣碎家務為拍攝題材，運用大量長鏡頭，拍成長達3個多小時的《主婦日誌》（Jeanne Dielman），在電影圈造成震撼，因為從未有人將這些被忽略的情感勞動搬上熒幕。

觀眾追隨女主角度過看似平凡的三天主婦生活，看她努力完成每天的家務，同時從事不被言明的性工作，雖然她用長鏡頭拍攝主角買菜、刨薯仔、煲湯、洗碗等，卻不讓人覺得沉悶，反而看出每個動作都隱藏巨大的情緒暗湧，最終一切慢慢失控，讓她在情緒崩堤下殺人。電影上畫後，被法國和美國的影評人奉為大師級經典，因為從未有人這樣細緻呈現家庭主婦的生活和掙扎。瑟琳布慧大讚：「這作品很現代，時間和空間處理創新、場景獨特、靜態的長鏡頭等，相加起來創造出一種新的敍事方式，她用自己獨特的體察和觀看方式，改寫了電影歷史。」

而將日常家務變成電影主題，也是前所未有，「讓一個主婦不可見的生活變得可見」。因此電影一推出，就被奉為女性主義代表作。

作品具爭議性

隨後她拍出多部具爭議性的作品，在社會風氣還是保守之時，將女同性戀的情慾感受乃至做愛過程放上熒幕。她的作品毫無忌諱，如實呈現女性的困境和情慾，將私密經驗公開，因而被歸類為女性主義典範，然而她一直抗拒這些標籤，希望獲得其他電影人同樣尊重。「好像只有男性才有資格被當成世界常理那樣。為何高達的作品沒有被標籤作男性、白人和異性戀，反而她的電影必須歸類為女性、或是猶太人、女同性戀？」瑟琳布慧疑惑地說。雖然艾格曼很努力將「女性電影」的標籤分開，但無可否認的是，她的電影的確很能體現女性主義運動中「個人即政治」的格言。

雖然當年已出現不少年輕的女電影人，例如法國的Agnès Varda、Marguerite Duras、等，但在七十年代，電影業仍以男性為主導，尋找機會不易。瑟琳布慧繼續說：「她曾說過，自己是『無恥地』進入電影圈的，幸好她是如此大膽、自信、充滿才華和才智，才讓她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拍成《主婦日誌》時才25歲！到數年後的1980年，她曾與高達對談並寫成文章，但人們仍只關注高達對於寫作和圖像創作的評論，而非她。」

而作為集中營幸存者的後代，她也探索了不同地方的種族壓迫，讓人體會到人性之冷酷和堅毅，而人類從未在歷史中汲取教訓。她和母親複雜的感情關係，一直影響着創作。母親的父母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中被殺，只有自己活下來，但她拒絕談論當中經歷。縱然如此，艾格曼還是深受影響。「作為孩子，無論是有意識還是不自覺，艾格曼都背負了這巨大的創傷。她曾說，母親是賦予她最大力量的人，因為母親一直相信她，一直愛着她，而且從未覺得勉強。她從這強大的愛中汲取力量，才能做自己相信的事情。因此母親的愛和過去，一直是她的創作靈感。身體、記憶、無根、歸屬、猶太身份等等問題都啟發她的創作。」

雖然艾格曼同樣抗拒猶太人和幸存者的標籤，但其影響在作品中無處不在。她曾說：「我是（幸存者的）第二代。第一代幾乎難以談及，第二代則是在接近沒有意識中一直述說。」

艾格曼電影中許多角色似乎在某個層面相通，無論是《主婦日誌》中帶着戰爭記憶、沉重壓抑的主角，還是《黃金八十年代》、紀錄片《請告訴我》的戰爭幸存者，又或是準備拍攝《國界彼方》的時候，讓她深受困擾的、美國亞利桑那州嘗試越境卻被殘酷對待的墨西哥人的故事。「集中營、恐怖和不人道的事件無法完結，人們對此記憶總是一直存在，而她的每個作品都能帶領觀眾作一次次的深入調查和自省。」

和母親感情親密的艾格曼，因為母親的離去而深受打擊，拍攝完關於她與母親日常相處的電影《無家電影》後，就去醫院接受抑鬱症治療，出院後不久突然離世，有消息指是自殺。兩年後，她的家人在比利時電影檔案館（CINEMATEK）內成立基金會，與檔案館合作去保護、復修、放映及推廣艾格曼全部創作。最近基金會跟香港的百老匯電影中心合作，推出現正進行中的「眼（有）所見．心（無）所屬」電影項目（即日至6月6日），放映艾格曼15套電影。

不斷挑戰成見

她的作品啟發了無數導演的創作，電影節也選映當中一些作品，例如是賽蓮茜雅瑪的《浴火的少女畫像》、米高漢尼卡的《鋼琴教師》等。瑟琳布慧解釋，艾格曼最啟發人的是她的電影讓人如跟隨角色經歷真實的生活，運用很多遠鏡及長鏡頭，讓觀眾感受當中的空間和時間，也喜愛挑戰既有的成見，這些都被後來者承繼。

而她的故事經常在一個封閉的房間或廚房內發生，這些空間讓人更能觀察到角色的細微動作，以及其孤立、封閉等狀態。「這些空間不只是一個單位而已，而是和人的內在情感更直接的聯繫。」

艾格曼一生不斷遷居，在紐約、巴黎、特拉維夫和布魯塞爾之間穿梭，而她的作品也反映這種遊牧狀態。雖然出眾，但比利時觀眾起初也不太接受她的作品。瑟琳布慧解釋，這是當年比利時缺乏強大的電影文化和性別議題討論基礎所導致，隨後雖然累積了一些本國粉絲，但受歡迎程度遠不如在外國那樣。因此基金會一直積極地不斷將其作品修復和引介給本地和外國觀眾，希望她的成就能被人正視。

撰文：張綺霞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