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師導演麥浩邦：不要讓香港電影死在我們這代

麥浩邦原本是建築師，因為熱愛電影，在2002年決定放棄高薪厚職轉行，從低做起，什麼崗位也做過，打滾10多年後，最近首次獨力執導，拍成《逃獄兄弟》。他對香港拍電影的環境樂觀，「沒有什麼大方向，大家都敢嘗試新東西，有新導演和新演員出現，大家都多了一點機會。」他表示，新導演多拍攝劇情片，但自己選了另一條路，去拍商業娛樂片。「電影應要百花齊放，何況從八九十年代開始，香港電影都是以商業片為專長。雖然商業片為娛樂，但也可說故事，有更多內容和人性。不過最重要是有觀眾入場，老闆再開戲，才能一直拍下去。」他深信，不同的電影類型都要有新人投身，市場才會強大，更笑說：「不要讓香港電影死在我們這代。」

麥浩邦一直很喜歡看香港的監獄類型片，如經典的《監獄風雲》系列，也一直很想拍相關的故事。思考過不同概念後，他萌生拍逃獄故事的念頭。香港沒有成功逃獄的案例，在外國反而有不少，有些電視台甚至找到逃脫的犯人現身說法，拍成紀錄片。他參考過不少案例，覺得眼界大開。

曾有犯人從最高保安級別的監倉逃出，竟然表示，逃獄並不困難，因為當一個人一天23小時都困在監倉時，集中力可以很強，「再無稽的想法他們都能想出來，而且他們有的是時間，基本上每個用這種級別戒備的犯人，都是要關一輩子，他們可以花一年去鋸一個角落，每天鋸一毫米，總有一天成功。」

更有趣的是，原來許多在監獄上班的人都深信監獄系統是完美的，因為這是經過複雜設計建立的建築和系統，他們認為，只要每天按照既定程序和習慣行事，就什麼問題都不會發生。但這樣卻會讓他們的一切行為都被囚犯預測和掌握。「曾有一個犯人說，他看到一個獄卒從一個塔走到另一個，每次都是固定30秒，而且頭只向着同一個方向，因此他有30秒的空檔，做什麼也不被發現。」

逃獄者都會被抓回去

監獄中也有各種專才，逃獄不是難事，有個囚犯是天才開鎖匠，只需要看着鑰匙就能在鐵片上磨出來，他計算過整個監獄從監倉到外面，共經過11道門，當中不少門的鑰匙是互通的，所以只需要3把鑰匙就可以解決，最後成功逃出。

能成功逃獄，運氣佔最大因素，但有趣的是，所有成功逃獄的人，最後都會被抓回去，「他可以用10年時間計劃逃走，卻預計不了外界是如何，許多人逃出後，發現四周都不是自己熟悉的環境，很多未知數，而且逃出後，整個人放鬆了，有個犯人原已約好數小時後有人駕車到某地點接他和夥伴走，他們居然跑去喝酒，然後醉了跟人打架，最後很快就被抓回去。」

這些故事都啟發了麥浩邦，但執行時非常困難，因為本地監獄的資料極少，「《監獄風雲》的編劇本身坐過牢，所以拍出來很真實，我們只是在有限的新聞報道中取得資料，再加上自己的想像。」從劇本創作開始，他就參與其中，他很想說一個與兄弟情有關的監獄故事，「我們這個年代的男仔都是看《英雄本色》大，很崇尚男人之間的義氣。」

電影講述江湖大佬滾筒（譚耀文飾）和被判終身監禁的刀疤（張建聲飾）在監獄裏各據一方，浩正（張繼聰飾）則穿梭兩邊做個自由人，把監獄當成逃避現實問題的度假地，原本是建築師的新囚麥建天（栢天男飾）被關進牢中，竟惹來兩大幫派的欺凌，先是被刀疤威逼放棄上訴，後來滾筒也對他懷着極大恨意，日夜被毆打，處境危險，同時浩正急需出獄拯救病重的母親，於是要求麥建天幫忙，與滾筒聯手策劃越獄計劃，慢慢三人建立深厚的兄弟情誼。正當一切準備就緒，卻被刀疤識破，被迫接受他加入，他的不合作、背信棄義，卻為逃獄過程增添極大變數。

麥浩邦曾和劇中不少演員合作過，因此有一定默契，他大讚譚耀文很能壓場，張繼聰也為劇中增添不少搞笑的爆肚對白，「我們之前也拍過監獄戲，因此他放入不少監獄術語，讓角色更活潑。」栢天男雖然是新人，但兩個資深演員幫助他不少，讓他代入角色。「基本上大家也不需要什麼熱身期，很快已經進入狀態。」全男班製作上也有不少方便，「換了衣服就可以開拍，連妝也不太需要化。大家都很投入，拍得很有效率。」

兜兜轉轉終於擔大旗

麥浩邦在美國取得建築師資格並執業數年，卻選擇回流香港，18年前入行。「我很多時候都會看戲看到哭，看《阿郎的故事》看了10次，最後還是會為周潤發的死而落淚，雖然我知道那是虛構的故事，但只要拍得好，就能牽扯觀眾的情緒，這是很厲害的力量。我很想成為導演，說一個能牽動人情緒的故事，這是很好玩很開心的事。」

許多人都覺得做建築師比從事電影業好，他不甚認同，當時他在美國的建築師樓工作了數年，看到上司已經50多歲，每天過着重複的生活，沒有空間再升遷，只是在等10年後退休，他每天畫着圖，也感嘆，自己也是一樣坐着等退休，不如趁年輕多嘗試別的東西，例如是自己最喜愛的電影？

回流香港後，起初他什麼都願意做，「很想入電影圈，找不到方法，因此受了《喜劇之王》啟發，跑去做老臨，只希望去片場看看，後來又去做後期、副導演。」他曾為電影《非典人生》及《失驚無神》寫劇本，又幫徐克的《七劍》做副導演，但其後電影市道太差，找不到工作，在2006年回美國重操故業。

但在美國，他還是念念不忘電影夢，於是在6年前再度回港。「年紀愈大，愈清楚自己喜歡什麼，雖然這個決定也是冒險的，但我覺得事業上成功與否也不重要，做一份你不喜歡的工作，再成功也只是打工。」

回港數年，他開始有機會坐上導演凳，與其他人聯合執導，在2017年首次導演《古宅》，2019年成為《家有囍事2020》的執行導演，今次是第一次獨力執導電影。

坐正後明白捱罵原因

他常自嘲，做了導演後，才明白自己為何做副導演時老是被罵。「副導演的經驗雖然有幫助，但真正做了導演後，才發現許多事情都是之前沒有想到。」副導演負責控制現場所有事情，以符合導演需求，導演則要做許多創作上的決定，讓其他人去執行，他坦言壓力不小。「導演也是頗孤單的工作，每次做決定時，其實沒有人能站在同一個位置去分析、給你意見，每個決定都牽涉很多人和資金。」有次他開玩笑，跟製片說要把所有阻礙拍攝的橫樑都拆掉，製片驚恐地說：「你不要說笑，別的工作人員聽到，真的會為你拆，就算拆掉會倒下來也會做。」他笑言，這是香港導演制的特色，好處是創作空間大，但壞處是導演很可能會做下錯誤的決定，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因此更需要經驗才能拍得好。

「如今香港拍電影的規模小了很多，規模愈小，導演愈多決定要去做，每次決定後，都不能從頭再來。有時候我也覺得有點惡性循環，新導演只能拍小製作，在沒有資源和經驗下做決定，經常會做錯，這時就很依賴監製的幫忙。」

他感嘆，如今電影業有點青黃不接的現象，回想八十年代拍攝那些經典黑幫片的演員和導演，同樣都是年輕一輩，他希望能將當時電影業的風光再現。「我們也刻意起用30多歲一輩的電影人，也是想建立一個自己的班底。我曾跟同事說笑，如果找一個比自己老的攝影師，他死後我就找不到人可以再拍了。這是電影業面對的實際問題。」

他指出，每年都有很多電影相關課程的畢業生，他們年輕不介意收入，很願意投身，但沒什麼經驗，不是很能幫忙。而中間的一輩有10年8年經驗，但又要面對開工率不足的問題，同時他們開始要養老婆小孩，最後也沒有堅持做下去，很多都選擇轉行。「我覺得這批人是最需要保留的，也想給多些機會大家嘗試。」他常跟同年紀的電影人說：「不要讓香港電影死在我們這代。」頓了一頓，他感嘆：「雖然只是說笑，但卻是很可悲也很擔心的事，只能盡力做好。」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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