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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4日

吳雄 訪談錄

首批新亞書院學生 細訴創校人錢穆授課秘史

香港人常常強調「獅子山精神」,鼓勵人們在困境中努力不懈,只要肯奮鬥終有出頭天。可是對於文化傳承和知識傳授一環,「獅子山精神」還未夠傳神,加上新亞精神可彌補不足。

新一代中,有多少人知道新亞書院不在香港中文大學創校,而在深水埗的桂林街起步,並有一段創校的艱苦歲月?

市建局在新亞書院原址打造的公眾休憩空間落成之際,一眾首批新亞畢業生詮釋新亞精神的真諦,還口述多段創校初期的秘史,如「大學講室只有300呎」、「錢穆演講布局精密」,甚至錢穆常把國語的「中國人」說成「中國神」……

1949年大陸江山變色,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學者南渡香港,創立新亞書院的前身亞洲文商學院,戰後的社會人浮於事,錢、唐等人租用佐敦偉晴街的華南中學3樓為校舍,並由錢先生為院長。翌年改名為新亞書院,並搬入深水埗桂林街61至65號的舊址,列航飛是1949年10月入學,是新亞書院第2屆畢業生。

說起新亞精神,列航飛用親身經歷詮釋。「我於1951年與幾位同學借用桂林街校舍開辦新亞夜校,義務教學。1962年創辦華夏書院,直至今天仍開辦中國文學、哲學、歷史等課程。」那個年代做什麼都困難,列航飛從錢、唐等國學大師身上,看到辦教育、弘揚國學的毅力和堅持。

詮釋「新亞精神」

「錢先生的剛毅、唐先生的韌力、負責, 對文化傳承心存大義,還有張丕介先生對國家、民俗、農業政策的投入,到現在來說實在很難再遇到。」列航飛說。當時的學生也十分困苦,很多小女孩白天在酒樓賣點心,晚上就上夜校。「一些小學生坐在椅子上,腳都觸不到地。」

正如新亞書院校歌所唱:「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錢穆的詞寫出新亞精神所在:不管再艱苦的條件,都要繼續教學的理想,學生也要努力學習。

列航飛又如何看新亞精神?「精神也者,是一種認識。比如我一窮二白,但卻十分富足,我懂得樂在其中,懂得夜行吹口哨,不然你怎能堅持呢?這不是精神勝利法,而是自有我的豪放所在,自有我的自信所在。也許我沒有房子、戒指、學位、前途, 但現在的年輕人對哪些東西有興趣呢?」

列航飛續說︰「所以我說最難能可貴的是,如何把新亞精神保持下去,只要有人心、有人力就能,如果真的沒有的話,要保存就很困難。」他希望新亞精神能變成新亞學,甚至成為顯學,「要把意念着重歷史文化,是回歸文化的故鄉,不是回歸祖國。」近年,內地四川有研究唐君毅的哲學思想,山東也有研究張丕介。

回憶桂林街歲月

桂林街時代的新亞書院是什麼景象?「當時深水埗比現在興旺,而且是愈夜愈興旺,1949年前後很多勞動階層都在那裏, 比如北河街的製衣業、青山道的製錶業,從欽州街一直到現在的朗豪坊,都是九龍的重點區域,現在反而沉寂了。」新亞舊址於2007年拆卸,今年4月市建局在原址開放以新亞歷史為主題的休憩空間。

翻閱舊生大軍在校刊的《六年滄桑話新亞》中寫道:「學校的樓下是紡織工廠,終日機聲軋軋。對面是一座廟會頻頻的三寶佛堂;後面是一間潮州飯店,叫賣之聲,不絕於耳;稍斜是一間絃歌不息的小舞廳。而樓梯的轉角處,亦常有難胞晏睡不起。」短短的文字把桂林街的環境描述出來。

位於三四樓的校舍又是什麼環境?列航飛形容是3000方呎不到的斗室,這個面積對香港人而言是超級豪宅,但對於大專學府而言卻是「陋室」,然而大學不在於大小,而在於有沒有大師,新亞書院的師資當然是世界級的。可惜,國學和哲學大師們,卻往往連薪水也欠奉。

文史系第7屆畢業生黃建業回憶道,當時新亞有6個單位,4樓把兩個大房打通成大教室,約300方呎,每班坐100人。另一個房間間成小課室,另外還有兩個小課室。4樓的廚房位有臨時老師宿舍,「記得有一次不見了鑰匙,要由同學爬出窗外,再從廚房的窗口進入,十分危險。」

黃建業續說︰「3樓是校務處、辦公室所在,還有錢先生、張先生的宿舍。當時有些學生的宿舍,給一些無家可歸的學生住。我們在上『吊頸課』(很長的空堂時間)時,也會央求去宿舍坐坐,打發時間,因為書院沒有圖書館。」老師也是一張講桌、一塊黑板開始講課,學生坐在學士椅上聽課,師生都活在艱苦的環境下。

另一位畢業生余英時就曾回憶恩師錢穆先生的舊事:他曾把幾張書桌拼在一起, 胃痛得蜷伏在桌上。

唐君毅每當教課均進入忘我境界,黃建業回憶道︰「他是很厲害的哲學家,講課忘形時,除出得一身大汗,甚至忘了下課。錢先生口才了得,演講布局精密,張丕介先生以山東腔授課亦是一板一眼。」

由於老師們來自五湖四海,國語都帶有濃烈的口音,對於廣東仔而言自然是個大考驗,據悉當時就有不少學生因聽不懂而退學。「錢先生是無錫人,他說中國神、中國神,其實說的是中國人。」列航飛笑說;錢先生雖然是無錫人,但國語帶濃烈的蘇州口音。後來,新亞書院在土瓜灣農圃道也有校舍,學生更要坐巴士來回兩地。

窮困學生捱得苦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1973年新亞書院遷入中大校園,新亞教育文化會則在農圃道的校舍開辦新亞中學。列航飛仍對桂林街的新亞書院念念不忘,「我們是院小乾坤大,輻射能量非常強,我們有哲學家、社會學家、農業學家,經常有數十位最出名的教授為我們授課或演講。」

當時的學生自然與今天的不同,「我們都沒有校規,靠的是身教,我們每晚講完課就親自打掃,學生們也跟着做,根本不用安排值日生,現在又有沒有這樣的學生呢?」當時的學生也能吃苦,去附近的餐廳來壺滾水,放些麵包碎、加點鹽或糖又是一餐。

桂林街已經不再一樣,香港社會也不再一樣,但人們對知識的追求理應不變,新亞精神理應也有它的聚腳之地。

撰文:吳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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