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9日
青年學者何建宗的新著作,題為《文藝勞動:初探香港創意工作者的工作與日常》。很喜歡以日常為題的書籍,因為它的意涵豐富,亦存在深刻的意義;創意工作者的日常更是布滿了張力與矛盾。但素常只重視業績的社會,誰又會關心創意人的工作與日常?除非與資源分配及生產力相關。何建宗便指出在「創意產業」要大展雄圖,也是時候認識創意人的特質,他們的期許以及生存的需要。
創意人,包括藝術家,在中西方傳統都曾經被贊助甚至供養,讓他們可以專事創作;達到天才級數的,甚至由國家御用,這當然因為相信其有鬼斧神工。其他藝術工作者都不過被視為手工藝者(Artesan),即使有創作的好意念,也沒有被欣賞及評價的機會。何建宗寫這一本書提供理論之餘,還訪問了本地創意產業所包括的其中四個組別:文字、音樂、電影及視覺藝術裏的藝術工作者,讓實錄反映他們在日常生活面對的各種挑戰,包括收入、工作時間、滿足感的程度、社會的對待以及價值觀。
何建宗說他寫作的動機是基於近十年香港官方推行創意產業,而政策卻偏向於硬件基礎建設及架構組成,忽略了本地創意工作者的生活素質以及工作對待。此外,官方把創意工作者視為同質體,忽略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異質性,包括所屬的藝術領域、崗位、性別及個人資歷。此等認知,叫人明白到作者的提醒:文化及創意是生態,不是產業。生態必然涉及日常生活及創作的條件,社會對創作人看待的資源支持,以及個人對自己身份的認同與期望,還有創意人之間的互動。我十分贊同生態的觀念,也同意如果沒有相應性的真實理解,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政策論述便失去焦點,並忽略了創意在香港的特殊性、多樣性和複雜性。
作者訪問了文字、音樂、電影、視覺藝術界別各四位活躍的藝術工作者,並以實名進行訪問。文字界鄧小樺便談到香港出版社印刷創作書籍,一般初版都是1000本,但通常只能賣二三百本,恰好夠回本罷了。申請官方資助文學雜誌《字花》,別人會用「文學綜援」或「攞着數」來形容。事實上不少文字創作者的收入僅夠餬口,必須把持心理的平衡,包括恰當的期待、堅持以及義務感,如此才能體驗真正的滿足。
唱作人馮穎琪則在訪問中比較自己從前當律師到現今為全職音樂人的生活,從前收入以每分鐘談話計算,與客戶一通電話便可計錢,在音樂工業裏,有八成工作時間是在錄音室中等人,一隻唱片的價值完全今非昔比。現在音樂更形同免費,難以保障創作人的生活收入;但如果真正享受音樂,全然進入那個世界,可以抵消一切負面的元素。
新書編錄的訪談,閱讀趣味盎然,感到我們對受訪創作人的生活,向來所知無幾,只有在談話的字裏行間來築構出一段對創作不離不棄,堅定信念,並思考策略以謀應對艱難生活的藝術人。他們在對話中的坦白和誠懇,能使本地文化及創意產業的政策更能對口嗎?強調業績及把文化藝術視為社會服務一環的政策制定者,又能否用心了解及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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