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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4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論中美人工智能合作與香港角色(下)

剛離世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近年曾表示,中美之間若發生軍事衝突,如牽涉到「人工智能戰役」,將不會有任何贏家,只會有輸家。承接上周的討論,中美關係如今言詞與氛圍上好轉固然未必能維持甚久,若中美互動能從特朗普第一任內中後期的「飄忽不定、全方位脫鈎、單邊主義主導的打壓」及拜登第一任初中期的「國安泛化、針對性脫鈎、多邊主義為輔助的圍堵」轉型至一種「平行性競爭」模式,在2024年維持「鬥也不破、也能合作」的局面,這也相信是眾多壞情況中相對最好的軌跡。

一、 認清楚中美關係當下現實,以務實手法「四両撥千斤」

筆者早前拜讀了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達巍有關三藩市「習拜會」的評論,絕對可說是過去數周以來最清醒而準確的分析。達巍認為雙邊關係即使在未來一段長時間內都以消極為結構主旋律,中美雙方也認知到沒可能或沒理由跟對方全面「攤牌」,更不能自以為自身能力足以「戰勝」對方。他進而認為中美兩邊都能看見各自國內發展的制度性韌性(resilience),也即是復原力。這種「不舒服的共處」構思,正與筆者去年於峇里島會面後在《外交家》(The Diplomat)所提出的「緊繃和平」(Uneasy Peace)有根本共同點:中美體制與領導層未來只會繼續「去除」應對對方的幻想,面對現實中他們所存有的競爭。至於兩國之間是君子之爭、意氣之爭,還是白熱化的惡性鬥爭,這裏北京與華盛頓都具備選擇與領導權。

上周三,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主席麥考爾(Michael McCaul)(得州共和黨員)與資深議員米克斯(Gregory Meeks)(紐約州民主黨員)共同提出一份法案,要求所有正在投資於研發人工智能、量子運算、超高音速技術(這是相對全新的「被關注範圍」)與半導體中國公司的美國企業,必須對政府申報他們的投資決定。當然,包括金融服務委員會副主席麥克亨利(Patrick McHenry)在內的聲音對此表明有所保留;然而若通過的話,法案適用地區除了中國內地地區以外,也包括了香港與澳門,結果正呼應着西方部分反華勢力試圖透過「去兩制化」而在輿論上持續攻擊中國。在針對「去兩制化」的政治渲染與污名化下,也有其他議員提出把所有香港駐外的經貿辦(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關閉。在這些阻力與針對性打壓的前提下,有人會問,究竟香港能夠做什麼,讓其在中美關係與人工智能治理中有所擔當與發揮?

經歷了過去數年的政局動盪與結構性轉型後,香港依然有空間成為中美科技治理與監管層面上的合作基地。但必要前提是,我們需要海外的人工智能、數據產業、電子科技與平台的企業,能順利而通暢地在港營商,而不是因部分海外別有用心勢力搬弄是非下,又或是因種種業界中對香港有意無意所營造的誤解與偏見,對香港敬而遠之。舉個非常實際的例子來說,筆者與不少朋友從來不認為到香港工作需要「換手機」,更不認為香港的網絡「監控」比國際社會上任何其他一個地方來得嚴重。然而,我們並不是矽谷出身的美國科技菁英,更不能反映如今美國部分商界與民間社會對香港日益嚴重,可稱得上是扭曲性的認知偏差,這也點出了今日的核心問題。

二、 強化及重新樹立「一國兩制」在國際科技界的認知與形象

美國科技巨頭OpenAI年初決定,將不會為香港地區用戶提供ChatGPT平台。谷歌的Bard也沒有在香港「上線」。固然身處香港的用戶依然有不同途徑嘗試使用ChatGPT,包括透過微軟Azure OpenAI與香港其中8所大學的合作關係,但站在觀感層面上,這無疑是對香港國際地位與形象形成折扣;再加上部分在美意識形態鮮明人士大膽的沙盤推演,非政府的坊間人士趁機將國家安全法例的應用範圍無限誇大,這些人工智能由於可能會呈現出「有違香港相關法例」的「不正確內容」,令企業負上法律與政治風險。此說法令不少本身已對中國存有一定懷疑與排斥的美國科技界投資人、學者、營商與執行者對在港澳地區拓展服務有所卻步。須知道,在香港上不到ChatGPT雖未必構成「實際性」問題,卻會造成關鍵的「指標性」問題,令本應為資訊高度流通的香港聲譽蒙上一定陰霾與陰影。

在這裏,香港的政商界領導絕對有空間與能力去彰顯出香港的獨特性。必須強調:「一國兩制」的實施並不取決於外國,因為其落實與革新是國家與香港的主體責任;可「一國兩制」的傳播受眾,必然包括不是中國的國際社會諸國,而這些國家中經濟實力與金融資本、科技與教育水平最為雄厚的,自然包括西方諸國。憑我們一己之力,香港不能撼動美國政黨政治(尤以國會鷹派為主的)盤根錯節的既得反華利益者。但憑我們跟美國商界之間的聯繫與非正式溝通,我們依然得要爭取吸引包括OpenAI在內的企業把覆蓋範圍拓展至港澳地區。這一來是對「一國兩制」論述在國際科技界觀感注入力量的強心針;二來讓中國港澳同胞能在最新的資訊與數據監管條例並非由英美主導、卻同時沿用普通法的土壤上,親身體驗生成型人工智能;三來,也是最關鍵一點,能為將來OpenAI與中國官方合作作出預備性鋪墊。貼切地舉個例子,OpenAI行政總裁阿爾特曼(Sam Altman)6月以線上模式參加了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Beijing Academ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峰會,並公開呼籲中國研究團隊與科研界參與和加入世界人工智能治理的討論過程。

要讓人工智能領先企業等國際科技巨頭認知、欣賞及接受「一國兩制」依然是香港的底氣與法治基礎,也是香港作為中國國際化的基石,需要我們主動游說與接觸。我們應當跟微軟、Google、X(前稱Twitter)、OpenAI等頂尖西方科技巨頭推動更為密切的合作關係,善用香港「一國兩制」下所賦予的彈性與開放,把香港定位成中美科技對話的窗戶與橋頭堡。透過閉門會面與公開呼籲,我們的商界與學術界應當邀請OpenAI將服務範圍拓展至包括香港與澳門,以類似現時微軟Azure與在港教育機構合作形式,把ChatGPT帶到大中華地區。曾擔任美國財長與哈佛大學校長的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本身乃美國政界中相對傾向(雖然近年也有強硬化)與中國進行對話的聲音之一,其最近加入OpenAI董事會,正是為中美人工智能科技合作大門開了夾縫。

三、 鞏固區域技術教育與學術樞紐功能,在AI合作上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香港未來的高等教育行業發展具備極大的潛力與發展空間。即使國際大學排名未必具備絕對權威性,然而在「倫敦時報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的世界大學排名中,我們6間大學上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在主導與推動學術研發層面上擔當關鍵的撥款基石作用。固然在創新科技的經費方面,近年包括清華與北大的國內領軍大學「急起直追」,但無論在質還是量上,香港的研究撥款依然能與其有所良性的「分庭抗禮」。產業多元化成為我們經濟未來出路主心骨,而高等教育界與科研開發的「上游」行業(upstream industries)將會是大灣區在國內,以及香港在大灣區內必須積極推動的「知識引擎」行業。我們更要放眼亞洲其他部分,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自滿,香港得維持與鞏固亞太區內的教育樞紐定位,吸納不同亞洲與亞洲以外的「全球南方」國家尖端人才到港學習、發展、落地生根。

「可行嗎?」有不少朋友可能會對此「潑冷水」。近月有個別國際傳媒報道指出,香港大專院校2020年至2022年間(也即是疫情期間)出現「離職潮」。然而這些證據相對局限於某所大學的某個部門,難以評估到底是否長期趨勢,還是純粹與新冠嚴苛的檢疫與航機限制措施有關,更何況高等學府人員流動普遍不低。今年6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2010年到2021年間,離開美國的華裔科學家人數持續上升,在1304名華裔研究人員當中,有72%認為在美國「感到不安全」,有61%考慮在美國以外尋求工作機會。香港能做的,便是為這些研究菁英提供一個不在美國而是在中國土壤上,卻同時保留美國產學研文化氛圍與生活模式的學術基地。相應需要的配套不只包括針對這些頂尖人才個人需求的生活環境、經濟與財政條件與薪酬,更是他們事業與研究長期發展的空間與潛力。

當然,香港也有必要提升軟硬件,善用包含大灣區其餘部分在內的廣東省與華南市場,讓創科企業能夠「落地」。對於研發大型語言模型(LLM)應用的朋友來說,數據的量與更新程度及準確性,絕對是核心中的核心。無論政府還是民間研究機構,皆必須確保香港在數據使用上能站得更高、更具彈性、更能讓我們可信賴的研究人才具備最豐富的背景資源去推陳出新。美國的學術文化與實戰產業經驗,配以中國模式驅動的「學術工業政策」(academic-industrial policy)(我們必須盡快深化與中國社科院與科學院兩院的合作),以及香港獨有的開放性與充沛成熟的金融生態圈,這三點優勢缺一不可,結合起來,方成香港的最大底氣。

11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與科技大學共同舉辦了「2023人工智能新視野:科學領袖研討會」,出席發言者包括Meta副總裁兼首席AI科學家楊立昆(Professor Yann LeCun)、香港科大校董會主席兼著名人工智能專家沈向洋、阿里雲智能CTO周靖人,以及科大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主任馮雁等,見證香港足以擔任中美人工智能上知識互換與深化的橋樑角色。接下來,香港大學黃乾亨中國法研究中心將會於12月14日至15日舉行「生成式人工智能監管會議」,由主任張湖月主持,將有二十多名海內外頂尖學術與科技界專家出席,當中包括紐約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金伯利(Benedict Kingsbury)、牛津大學人工智能倫理學研究所創始所長達斯洛斯(John Tasioulas),本人也會在12日為達斯洛斯在港大「論人類決策權」演講擔任回應者(discussant)。是次峰會相信將集中行政班子、私人企業、公營監管、公民社會應當如何處理人工智能的崛起與運用,涉及包括AI與人類「對稱」、AI錯失的問責、私有與知識產權等實用性問題。在這些議題上,中美雙方絕對需要增加溝通、對談,以降低因誤解或猜疑而引致的惡性競爭或資源耗用的可能性。在地緣政治局勢緊繃之際,香港高校更需要成為「雙軌外交」的橋頭堡,將香港社會上持份者(企業、媒體、公民、學生與年輕人)與歐美、東盟、中東等相應對口夥伴聯繫起來,以香港為舉辦峰會、講座、工作坊、交流對話的主要場所,讓科技界、金融界、法律界的外國友人透過親身到臨香港,見證香港依然具備得天獨厚的人才與基建紅利。

四、 中美雙方政府高層應當考慮在港設置全球AI合作治理的專責組織

摩根士丹利亞洲前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在其著作Accidental Conflict: America, China, and the Clash of False Narratives中指出,中美必須在一個相對「中立」地區中成立一個「中美秘書處」(US-China Secretariat)。筆者認為中美雙方必須參考國際調解法院、國際結算銀行亞洲辦公室等先例,考慮在港設置一個雙方代表共同參與、由香港特區政府代辦與統籌的「國際人工智能治理辦公室」,此辦公室將會是一個跨國家級別、國際性的半官方組織(QUANGO),雖由中美兩國牽頭,但參與成員國應當包括全世界所有對AI治理與管理具備研究人才與成果的國家,甚至可以是以自願性加入形式設立,鼓勵中小國家參與在過程當中。

此組織雖然沒有任何法律約束權力,也不屬於任何一個主權國,但將來望能借助成員國與「參議」的企業與學術機構,在AI國際協調上擁有相當話語權與影響力。這組織主要目的有三重:一,促進不同國家政府與政府之間就着AI在軍事、國土安全與防衞、情報收集、資訊管理、媒體傳播等層面上的政策溝通與對接;二、就着國民之間相對非政治敏感的共同利益(例如利用AI把醫療系統化繁為簡、提高基建與交通設計效率),又或是全球性風險(例如AI對氣候變化的影響、應當使用AI去拆解與處理疾病大流行)等議題,促進跨國界、政府與商界的攜手合作;三、針對AI所引起的糾紛與爭議,發揮調停作用,並在法律制定與更新方面統籌資源。此辦公室應當與聯合國人工智能事務高規格顧問團(High-Level Advisory Body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相輔相成,相互呼應與補短,從而確保顧問團的構思可確實落實。

此一組織應定期舉行大量政府、科技界、學術界、金融與商界、社區組織與普通公民等持份者之間的閉門對話,針對不同的具體AI挑戰與機遇設立工作小組,毋須刻意迴避包括中美矛盾與俄烏衝突等在內的地緣政治問題,但應盡量以世界最大多數(包括中小國家)利益出發,不按人員各自國籍或因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而「歸邊」,而是要找出能滿足人類命運共同體最大利益的處理方案。

為何香港應當積極爭取在港設立此一組織?原因很簡單:正如副總理何立峰在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上的致詞指出,香港必須保持國際化特色,進一步提升在國際社會影響力,善用香港蓬勃深厚的金融資本,「抓住機遇,開拓進取」。AI所開展的全球合作與妥善治理是世界未來二三十年最為關鍵的挑戰之一,若不及時行動,數十年後,人類命運則可能岌岌可危,我們並沒有坐以待斃的選擇。同時,此時此刻的香港,需要破格的大膽設想與嘗試,去印證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區別,不只對香港與國家有利,而是對全世界來說都有其價值。我深信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必能在中美關係中發揮更高、更亮、格局更遠更大的作用!

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地緣風雲──世界多極化 中國何去 香港何從》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著作《地緣風雲──世界多極化 中國何去 香港何從》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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