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5日

我在牛津這八年（一）：牛津辯論社

空曠的辯論廳後面有六到七行，左右兩旁則為兩三行的長厚木椅。主席台上放置着3張高椅，以金字塔模式豎立在中間。無比璀璨的燈光，照耀着全院滿座的觀眾席。主席台前的桌上放着兩個木雕的公文箱（dispatch boxes），上面充滿着斑駁陸離的歲月痕跡，彷彿反映着這裏曾出現的唇槍舌劍、炮彈痕跡。過去兩百年來，這裏出現過無數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此時此刻，空氣似乎靜止，卻充斥着難以按捺的甜蜜亢奮。這一天，並非是以一個前理事會成員，也不是特邀去發表正式演講的嘉賓，而是以一個普通博士生及普通社員身份在說話。

這晚辯題大概意思乃是，「民主國家應當在海外進行軍事介入，以捍衞民主」。作為反方辯手，他徐徐地道出為何西方國家絕對不能以民主為名，行霸權侵略之實。

「越戰、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這些都是血淋淋的例子。難道我們仍未領悟到一點，所謂的『為民主而戰』乃是一道危險的滑坡，即便具備多麼美好（而堂而皇之的）初衷，最終結果只會是顛覆了當地相對穩定的政治秩序、釀成更長遠的恐怖分子與極權壓榨，導致當地民不聊生？我們還要所謂民主的政府用多少次『對不起』，以多長篇幅憑空捏造的虛偽敍述，去引導我們接受為了軍工複合體而犧牲，為了宏大願景而玉石俱焚的鹵莽決定？」

辯手眼前，有着舉足輕重的歐美與北約退休政客、著名智庫與學府幕僚，以及接近兩百名牛津大學的學生。

這一晚，這一刻，大家都是浸淫而陶醉在這且讓他們暫時拋開一切身份與其他顧慮的時空之中──以辯會友。

這位辯手，正是在下。這個辯論社，正是牛津辯論社（Oxford Union）。

一、言論自由的歷史搖籃

有很多人也許會以為，牛津辯論社乃是牛津大學的轄下組織。其實不然。其乃是一個成立於1823年，卻並不隸屬於大學或學生會的獨立組織，成員除了現任及前任牛津大學學生以外，更包括居住在牛津城內而滿足特定條件的非牛津學生，以及個別曾獲邀發言的著名嘉賓。辯論社主要功能乃是邀請來自於世界各地的著名人士──政客、學者、科學家、演員、歌手、作家等，並讓成員與這些知名嘉賓進行近距離對話與接觸。無論是每周定期舉辦的辯論（格式與正式辯論賽有稍微不同，更為側重詞鋒與跟觀眾互動的能力），還是以數位嘉賓為基礎的研討會（panel）或單獨演說，辯論社往往是不同著名人士最為直接與牛津大學的教職員與學生直接交流的最佳討論舞台。

辯論社成立的緣由，與當時牛津大學所奉行的言論審查（censorship）息息相關。十九世紀初，牛津大學禁止學生在課堂上直接討論具爭議性的議題，其中包括神學中的「神是否存在」與「原罪緣由為何」等經典辯題。正因如此，一群學生選擇設置一個獨立於學院權威的空間，先是一個純男性構成的社團，及後在1963年開始招收女性會員。第一位女性主席乃1967年當選的Geraldine Jones。第一位當選為主席的華人，則是2017年夏季在位的Michael Li。

在這裏曾經發表過演說的嘉賓繁多，筆者也不詳述。從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與卡特（Jimmy Carter），到南非大主教圖圖（Desmond Tutu）及人權運動家馬拉拉（Malala Yousafzai），再到科學家愛恩斯坦（Albert Einstein）與利比亞的卡達菲（Gaddafi），他們曾經在辯論社中留下腳印與聲音，接受這裏觀眾的盤問與質疑。

1933年．當時英國全國陷入有關面對納粹德國強權崛起當前，國民應否為國捐軀的辯論。辯論社在一戰期間曾損失慘重，失去了不少位高權重的學生委員；三十年代初，當時社內成員冒着舉國上下爭議紛紛的壓力，執意舉行這場「決議：我們將不會為英皇與國家而戰」（This House would under no circumstances fight for its King and country）辯論。此一議案由及後成為英屬砂拉越（Sarawak）的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的迪比（Kenelm Digby）提出，並由斯泰爾-麥特蘭（Steel-Maitland）反對。投票結果乃是以275張贊成票與153張反對票，大比數通過議案。當時辯論餘波傳遍歐洲大陸，甚至遠至英屬印度，也出現排山倒海對此次辯論的指控與不絕罵聲。還未成為首相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親自在1933的一次演講中，提及並猛烈批評這群學生的「傲慢」（contempt），並將英國的下一代與願為祖國犧牲奮鬥的意大利與法國國民作出對比。

牛津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學生，卻正代表着英國當時一整代年輕人的主流輿論與聲音。

牛津辯論社經常引述其前副主席，前英國首相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的著名評語，自命為「言論自由的最後堡壘」（the "last bastion of free speech"）。

作為一名曾在社內擔任不同職務的資深幕僚，我可以說，辯論社的「言論」確實有令人側目的過火而狂野之處，也間歇性而不定期地承載着主流與反主流意見的一些激進論述──但在一個全球言論自由隨着地緣政治與身份政治崛起而逐漸受壓迫的情況下，牛津辯論社確實扮演着一個關鍵角色，在可行的空間中容許百花齊放，容納及鼓勵真正的思想多元。

筆者對言論自由並不是毫無條件的推崇備至。我也曾說過，真相並非一定愈辯愈明。過度理想主義者以為，自由而開放的討論乃是促進社會改變的必然一步，卻忽略了社會變革未必是一蹴而就，而在辯論場上最為令人陶醉而麻痹的，卻可能是最為危險的民粹家。

但公開辯論除了是一種政治參與過程，更是涉及到人對自身認證與價值研判的基礎──言論自由的確實充分保障，確保我們能免受不必要的威嚇與壓迫，能在不侵犯別人的前提下，獲社會大眾及社群正視與聆聽。我見證着言論煽動性而失智的一面，卻讓我更因而珍惜以情感與理智有機結合起來的撥亂反正。這也是過去這8年以來，牛津辯論社給我上的眾多課堂之首。

二、人在異鄉的香港小子

2015年．當年我還是一個剛滿18歲不久的一年級生。寒冬之下，街上氣溫降至約莫3到4度。3時左右太陽已下山，我卻是站在牛津市中心一條人來人往的大街上，靜靜地等候着晚上8時才開始的辯論。這一晚，牛津將會迎來一場歷史性的「歐盟激辯」，辯題是「我們認為英國與歐洲不應分離」（This House Believes Britain and the EU are Better Together.）由於在網上表示將會出席的人數過度誇張（超過兩千人在臉書專頁上表示將會出席），筆者自以為在3時左右開始排隊能讓我成為「早起鳥兒」，豈料還有「更早」的鳥兒，早於12時便開始排隊──結果到臨時人龍已繞到鄰近的一條街。

更令我深刻的是，在約莫6時左右，看見一群穿着燕尾服的「貴人」學生，直接從我們這些「平民」身旁走過，步入辯論社大門。他們乃是前兩個學期選出來的「高級委員」，其中包括現任主席與兩位副主席和秘書長一干人。作為今晚接待客人的主人翁，他們當然毋須排隊，便能直上2樓去享用四道菜的晚餐。此時此刻還在顫抖的我，隔着刺骨寒風，見證了何謂「特權」。

在等候了5個小時以後，終於得以進入了完全擠滿觀眾的辯論廳。這一晚上，正方有前任歐盟理事會主席巴羅佐（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及前英國副首相克萊格（Nick Clegg）列席，反方則有時任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黨魁法拉奇（Nigel Farage）與保守黨國會議員卡薩（Bill Cash），絕對可稱為星光熠熠。還記得我當時就着法拉奇與卡薩的論點，在他們發表演說期間提出重點質問（Point of Information）。我非常簡短的15到20秒發言，卻迎來當場如雷貫耳的掌聲。我終於發現，原來這裏的遊戲很公平──只要你夠膽量與知識在辯場上挑戰這些所謂的權威，你便能贏得觀眾對你的尊重及欣賞。

若你問16歲在網上公然反佔中、與親「民主運動」人士舌戰三日三夜的我，能否想像不到兩年後能在世界頂尖大學中，跟英國最為著名的政壇老手正面交鋒，我相信我會以為你是在跟我開一個天大的幻想與笑話。香港確實是中國的一塊寶地，但過去十多年我們似乎正在逐漸失去對世界大事的興趣，變得內捲而膚淺化。所謂的「本土政治」凌駕於一切更為宏觀議題。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處於不同的歷史洪流之夾縫中，從干預開拓思想洪荒，變成安於故步自封。

成長在香港的我，以我作為香港人的身份為傲，卻唯有牛津辯論社，方能開啟我的「腦洞」，鼓勵我就着我的未來看得更遠、站得更高。也正因如此，我本科生3年與碩士兩年，合共5年當中，投放了不少時間在辯論社之中，成為了一名非常積極的辯手（一星期總有3天不在學院中，因為跑了去別處辯論），也因而成為辯論社的常客。我最擅長的，是穿着一件T恤，加一件大衣，在廳上逼問與反駁嘉賓。

2018年，當時加拿大裔心理學家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來到牛津演講。這位飽受爭議的學者，提出過不少令我難以信服的觀點，當中尤以其對「言論自由」難以自圓其說的論據為甚。正值在考末期試的我決意出席他的演講，乃因為我認為他是一名很擅長用專業名詞忽悠大眾，並散播危言聳聽思想的「假學究」（結果及後的種種經歷，讓我發現他還真的不算是最為食相難看的「假學究」），因而選擇親臨現場，與其交鋒。那次我們的對話，現在仍能在網上找到。

三、英國體制遊戲的訓練場

筆者不喜歡參選或透過選舉從政。對於我來說，參選、接受「選民洗禮」、在民選機制下面臨不確定性，乃與我性格與行事方式根本性不合。我自知短板──面對群眾，我往往束手無策。當然，世事難料。

2017年夏季，我有位很要好的朋友打算在年末競逐主席一職。與其同一派系的朋友和我，一直擔任着他在外在內的輔臣幕僚。那位「在內」的朋友跟我在某一間我們常來商議政事的餐廳中，隔着香噴噴的海鮮印度香飯與虎皮尖椒，向我提出了一個構想。他建議我去參選理事會（Standing Committee），從而有效地堵塞「對家派系」成功組團，以確保下任學期將會競選主席的「共同好友」能順利當選。我想了一想，然後念在友情與冒着「試一下，也沒壞」的心態，從顧問搖身一變成為候選人。

與我不同的是，絕大多數競選理事會的候選人，都是高舉某「政團」（slate）旗號，也即是說他們基本上與其他競選更低一次的執委會（Secretary's Committee）與更高級別的「高級委員」（Senior Officers）的候選人，基本上達成協議，成為「團友」，相互之間拉票，聯群結黨。沒有黨友、也沒有抱有太大期望的我（競選那晚我跑了去紐卡素去參加辯論比賽），當然是一個不被人看好的「獨立候選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一直在辯論社所累積的人脈與人氣，在那場投票率極低的選舉中，讓我以第二名成功當選，僅以數票之差敗在全家上下都是辯論社成員及牛津校友的第一當選者。

辯論社歷史上並沒有太多香港人能成功「達陣」，躋身理事會之中。而及後我在不同崗位擔任的各種職務，讓我不經意地結交了很多與我志同道合，也有與我政見南轅北轍的好友。這些好友畢業後，有的投身於管理諮詢之中，有的成為了智庫與政黨的高級幕僚，也有的選擇創業或成為記者，如今更成為英國政壇上可叫得出名字的角色。但我們每逢「佳節」（選舉或重大辯論）之時，皆會不定期地舉辦聚會，懷緬我們那些年，那些瘋狂的青春歲月。另一邊廂，也有不少我曾經的辯論學生或「後輩」，在我的「提攜」下，在辯論社中發展出他們獨當一面的事業，成為了主席或副主席……

筆者早前翻閱了一本題為Chums : How A Tiny Caste of Oxford Tories Took Over the UK的書籍，作家為記者庫爾貝（Simon Kuper）。庫爾貝認為，英國今時今日政治的亂局與失敗，或多或少與當權政客的年輕時期經歷有着息息相關的關係。當中尤以保守黨政客為甚。

這些政客畢業於或是伊頓公學（Eton College），或是西敏公學（Westminster College）的昂貴私校，然後普遍皆會報考政治、經濟與哲學這一科，進入牛津修讀本科。在牛津，他們又會紛紛加入辯論社，並透過辯論社中的政治博弈、派系鬥爭、上位奪權，從而磨練出自己的政治技巧與底氣。

庫爾貝認為，牛津辯論社的政治本質上乃是一種「去原則化」，重視個人關係與膚淺的意識形態表述，並最為獎勵敢於發聲與懂得以技巧發言的「演說家」與「表演家」，至於所謂的「政策」與「管治」，相對於虛無縹緲的論述與口才，根本毫不重要。在這前提下，受過優良「傳統訓練」而最終成功當選的主席候選人也當然包括剛黯然下台的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

在庫爾貝眼中，在牛津辯論社中受訓的英國保守黨，往往會發展出一種熟能生巧的「虛無主義」，以華麗的說詞掩飾着空洞無物的政見，從而獲取最大公約數保守黨支持者的垂青。

筆者不能直接反駁庫爾貝以上的種種批評。但我倒會提出一點反問：究竟英國政治走到今天這一步，是因為牛津辯論社本身的機制，還是背後所埋藏及隱藏着的更深層次矛盾與問題，包括體制菁英的不思進取？辯論社是問題根源，還是代罪羔羊？這確實是不折不扣的訓練場，但訓練出來的人，是否全都是禍害社會的政棍？

這一評價，又能否套用在曾擔任過主席的包括前英國首相希特（Edward Heath）、葛李斯頓（William Gladstone）、印度前高官辛格（Montek Singh）、巴基斯坦前總統與總理貝．布托（Benazir Bhutto）等人身上呢？任何地方所出產的人，皆有好有壞。全盤否定或全盤贊成，都是不合適的。

四、風雲變色下，初心依然不變

有人的地方就必然有爭論。有大學生的地方就可能有示威。近年來，辯論社間歇性地陷入針對其邀請嘉賓的風波之中，被部分成員及牛津學生指控為支持「仇恨言論」（hate speech）。理據主要如下：牛津辯論社乃一個非常高調而備受尊敬的平台（這也算是一種讚美吧？），若將平台奉獻於推崇針對性或偏頗性言論的某些人士（包括前特朗普首席幕僚班農（Steve Bannon），一名挑撥離間地反華的極右投機分子），豈不是變相助長這種歪風，對弱勢社群構成間接或直接傷害？

筆者並不會完全否定這些顧慮的合理性。確實，有某些荒謬言論，愈討論下去則會變得愈具煽動性，並不會「愈辯愈明」。但我也同時必須指出，某些論點，其實正需要有能者的直面反駁與挑戰，方能指出箇中的非理智與自相矛盾之處。

撰寫這篇專欄之時，筆者剛出席完一個極具爭議性，連現任英國首相辛偉誠（Rishi Sunak）也要親自介入表示支持的演說。

這次，辯論社請來了英國著名哲學家斯托克（Kathleen Stock）。斯托克在過去數年因其被指控為針對跨性別人士（Trans）權益的言論，而被社會運動分子描繪成一名十惡不赦的歹徒，儼然一個「另類殺人犯」。我且不評論斯托克個人言行與觀點。其卻迎來出奇地多的數百名觀眾，讓辯論廳上下兩層排得密密麻麻，滿布觀眾。在主席開展與斯托克的討論不久後，只見數名支持跨性別權益的示威者跑到台前，在坐在左前排的筆者面前「撒傳單」，更有一名示威者以超能膠將右手牢牢地貼在地板上。

經過各方反覆交涉以後，示威者終於在警方的陪伴下，和平地離開演講廳。而討論也在多番延遲後，在一眾觀眾的鼓掌聲下圓滿結束。

這就是牛津。

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