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日

李道

借海外經驗 談香港外勞

行業接行業，繼醫護、航空後，建造、運輸、以至餐飲都頻呼招聘難……下個行業又將是誰？隨着人口減少，勞動人口自然亦跌，加上三年疫情令不少人退出勞動市場，香港人力資源供不應求乃是不爭事實。問題是，我們應該坐視不理任由惡化，抑或想方設法解決問題？刺激生育率屬未來必然，惟遠水難救近火；輸入外勞，尤其本地外勞比例遠低於國際水準，則為不可輕易抹煞的折衷辦法。

高外勞比例 例子多的是

先探討其他地方如何有效利用外勞。

卡塔爾世界盃期間，世人焦點落在當地外勞權益保障方面，卻忽視了外勞佔人口及勞工比例究竟有多高。根據人權監察資料，當時外勞最高峰佔卡塔爾勞工人數95%之多！另外人口總數方面，自取得世界盃主辦權後，亦累增了40%之譜！對比2010年全國僅約160萬人，2022年的外勞總數逾200萬人。

中東其他國家亦一直引入大量外勞。以涵蓋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卡塔爾的海灣合作委員會（GCC）為例，外勞平均高佔全部勞工的70%。除建造業外，外籍家傭亦很普遍，阿拉伯國家超過八成的家傭都是外勞。

中東或許嫌遠，常與香港相提並論的新加坡，也是一個外勞輸入大國。當地並無直接計算外勞人數，而總巧立名目隱藏其中。新加坡人口分為三類，筆者以「三等人」形容之：「第一等人」乃「公民」，「第二等人」乃「永久居民」，「第三等人」乃「非居民」。唯有「第一等人」有投票權，可投身政府工作，享最佳福利；其餘兩類，則為在當地工作、讀書等的外籍人士，當「第三等人」取得永久居民資格就可升格為「第二等人」──簡言之，可分別理解為「低端外勞」與「高端外勞」（裏面混雜了就學人士）。

三者人口比例若何？「第一等人」僅佔人口六成，其次是「第三等人」的三成，「第二等人」則佔一成。事實上，新加坡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佔比超過40%，反觀香港不足10%；另一端，單計建造業外勞當地已有逾30萬人，這幾乎等同全港34萬建造業工人總數。當然，新加坡外勞待遇不及卡塔爾惡名昭彰，但當地2013年爆發獨立以來首次外勞暴動，疫情期間還揭露了低端外勞須十至廿人蝸居同一宿舍，都讓世人窺見其繁榮背後的血淚一面。的確，新加坡奉行精英主義，實質還涉功利主義；不論本地抑或輸入，一律唯才是用，甚至用到最盡，皆是她賴以成功的憑藉。

美歐澳星 不乏「廉價外勞」

上述案例，多涉廉價外勞。的確，所謂輸入人才，實不限於高端外勞，低端外勞人數肯定更多。只不過，相關廉價外勞政策，總不會敲鑼響鼓宣之人前，總傾向「睜一眼、閉一眼」容許以「下等公民」般的招聘模式引入，反正願者上釣，僱主亦蒙其利。

美國對待南來非法移民的態度，從來口硬手軟，畢竟相關廉價勞工好使好用，所謂興建圍牆不過是張不會兌現的空頭支票，旨為安撫飯碗被搶、薪酬被壓的貧窮白人。或問：相關外勞佔當地的比例若何？很可惜，官方統計欠奉。有的只是合法移民數字：目前美國的拉丁裔人，便佔人口約兩成，佔勞動人口的三成；其中，三分之一均非本土出生，有註冊為選民的則佔選民總數一成多。相關外來人口之中，固然不乏高端人才，但眾所周知大部分均為低端勞工。

西歐對東歐廉價勞工的依賴同樣不小，由摘水果到切割肉類都見其身影；在澳紐大獲成功的工作假期模式，實際上也是變相的廉價勞工輸入窗口。工作假期計劃的你情我願成份更大：站於政府及僱主角色，既確保了勞動力必然年輕力壯，醫療壓力少之又少，青年也不介意共住宿舍之類，不會因伴侶或子女而鬧大住屋和教育需求，簽證時限設計還確保了「用完即棄」，毋須擔心有龐大的加薪或上流訴求，此外亦當然毋須賦予投票權了。疫情前，澳洲持工作假期簽證的人數，徘徊於14萬人的高水平，雖僅相當於全國勞動人口的1%，但對特定行業卻恐未必。例如農業旺季，背包客便佔了80%勞動力；疫下相關簽證降至4.4萬人，便令農場大缺人員收割。

香港的廉價勞工呢？最大體現在於外籍家傭，其次就是建造工人，然後就基本沒然後了……其實，香港尚有一大廉價勞工來源，只因政治不正確，故向來鮮有人提──那就是新移民。

來港新移民：「貴價輸入勞」

查許多低薪低技術工種，一直由新移民擔當。統計處人口普查顯示，2011年內地來港不足7年的新移民，每月職業收入中位數只有7500元，而全港計算則有12000元，到2016年前者同樣僅相當於後者的六成多，顯見其多麼廉價。

以行業分類，2011年多達24%新移民從事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反觀全港平均只有8.5%；2021年有17%新移民從事建造業，也高於全港平均的9%，亦見低技術工種對新移民的依賴程度。須注意，以上統計只針對未滿7年者，當「新移民」變「舊移民」，不排除仍長期留在行業之中。

然而，時移世易，隨着來港新移民的教育水平提升，受過專上教育的比例從2011年的16%增至2021年的26.6%，故從事上述兩個行業的新移民比率，已分別降至15.7%和15.3%（同期，新移民的薪酬中位數也攀至相當於全港七成附近）。再加上，疫情令新移民來港人數銳減，2020年和2021年的單程證來港人士僅約1萬和1.8萬，遠少於之前幾年約4萬至5萬人。無怪乎，最近香港相關工種人手嚴重短缺了！進一步言，在十個煲七個蓋的情況下，某行業不夠人，難免跨行業搶人，所以禍連愈來愈多低技術工種缺人告急。

值得留意的是，跟上述地方不同，香港相對善待這批變相的廉價勞工，甚至可以「貴價的廉價勞工」稱之。

首先，新移民本已擁有居港權，7年之後更將成為永久性居民，不似中東國家「用完即棄」，也不似新加坡「擇肥而噬」──三等人之間不是沒有辦法上流，不過門檻極高、名額極少（詳見拙文《新加坡人口狀況的啟示》，2022年10月7日《信報》）。亦由於此，香港的新移民遲早可享「三粒星」待遇，如申請入住公屋，亦獲派錢以至綜援，而7年期間亦有一定福利，相反別處福利網則未必網羅外勞。於此實際利益面前，有否投票權或許已屬等而下之，畢竟新移民總是社會少數，難以發揮太大影響力，例如拉丁裔在美國的代表性不足（under-represented）一直為人詬病，包括只佔民選或委任官員的1%。

中日內部遷移：「廉價本地勞」

除外勞外，小小的香港沒有城鄉之別，故不存在內部廉價人力遷移，有源源不絕的非城市人湧入城市打工。

日本劇集和電影裏，就不時有角色單獨移居東京就業就學，非但一人蝸居部屋，兼而仰賴家鄉寄錢生活。相關東京寄居族未必是廉價勞工，但至少確保了一定的內部遷移勞動力供給；而且，若然人浮於事、待不下去，亦可返回原來居住地，不會對城市構成太大社福壓力。這跟文首提到幾個地方的外勞政策類同，外勞假如找不到工，也可簡單返回居住地，分別是日本的續留本國（兼享國民待遇），後者則「好行唔送」。

中國內地的戶籍制度，很大程度也是勞動力制度。走筆至此，大家不難看出，此乃中間落墨辦法：一方面，可確保大城市持續獲得來自農民工的大量廉價勞動力。

核心通脹升？何不食肉糜？

另方面，則減輕農民工對大城市各種資源的擠兌，特別是大城市本身社福基建尚未完善。過去十多廿年，內地沿岸城市的工業化進程大步向前，廉價的農民工絕對功不可沒；近年，各地已相繼放寬戶口遷移，讓外省人申請一線城市戶籍，如新加坡般容許一定程度的上流空間。

以上縷述各地外勞情況，旨突顯輸入外勞份屬國際慣例，特別是香港缺乏由鄉入城的本地勞動力；所以，實事求是地理順勞動力供不應求問題，實在無可厚非。

擔心本地勞工權益受損？查各地經驗，只要限制外勞從事本地招聘困難的行業，在薪酬和人數上再添限制，負面影響就可受控。注意，負面影響在所難免，當供求矛盾得以紓緩，因供應過少的價格上升壓力必會降低。然而，對廣大市民來說，這未必是百分百壞事。

譬如地盤工長期缺人，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問題是，現在地盤工的薪酬實已不低，況且人力成本上漲也會反映在工程費用之上，即遲早須由全港市民一起為加薪埋單。

事實上，除了住屋、基建成本愈來愈高，近年外出用膳愈來愈貴，也是源於羊毛出自羊身上。就以兩間龍頭上市平民快餐店業績為例：查三大經營成本之中，大家樂的人工支出佔了三者的45%，其次是原材料和包裝的40%，租金只佔15%；大快活員工成本亦相當於三者的45%，包含食品成本的存貨成本佔33%，使用權資產和物業、機器和設備則佔22%（其餘還有融資成本，水電煤費用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落，美歐等地通脹亦告見頂，但當地更關心是，核心通脹因工資上調而居高不下，物價高企最終仍將累及人民。不是說工資上漲必是壞事，關鍵是供不應求矛盾一旦過於尖銳，以至由人工到物價都不尋常地火箭般飆升，這就斷非好事了──香港現在個別行業，正面臨長期兼嚴重的人手不足之窘。

當然，香港也有本身的難處，跟其他地方要保障本地居民社福需要不被擠兌一樣，過多外勞湧港肯定會加劇本地居住難題，也會令醫療以至街道出現人滿之患。

針對高端人才，由於人數不多，影響肯定有限，也莫說世上沒有地方不歡迎高端人才。醫護作為高端人才，加上香港本地供應不敷應用，增加輸入實是病人之福；有擔心醫療質素下降？即使下降，也屬「兩害取其輕」：較諸因為無醫生而失救死，又或長期病因乏照顧而變急症，有供應總比無供應好。事實上，要求醫療質素必然A+評級，不接受哪怕是降到A-評級，背後邏輯跟奢談「何不食肉糜」無甚分別；當你差不多餓死，無錢買飯也得啃麵包吧？只要確保醫生不會斷錯症、醫死人，評級不至降到F之類級別，其餘問題均屬次要；同一道理，只要不是危樓而是劏房，在剛性需要面前總須切實供應滿足。

至於低技術外勞，立法會剛通過一個議案，容許大灣區外勞即日往返本港及居住地，便為一個趨利避害良策，在不影響本地房屋供求下，解決諸多行業的勞動力不足問題。某程度言，這是新移民勞工的「優化版」，都是從內地引入勞工，但就不涉給予居港權等。然而，對大灣區人而言，做法絕無半點「虧待」，一來他們本非來港家庭團聚，更重要是兩地工資仍存相當距離，況且兩地跨境已經非常便捷。好像在機場三跑和跨境運輸行業引入內地勞工，上班和下班的地點都在口岸附近甚至深圳境內，則不單幾乎完美對接，亦可避免擾民問題，因外勞深入市區的程度不大，猶如內地客海上用膳般隔絕於外。當然，本地基層勞工的權益到底不能忽視，故在工資、人數、行業等方面必須設限，例如工資不能低過本地水平，以確保本地勞工有足夠競爭力（兩者薪酬相若，本地人獲聘優勢必較外勞為高）。

說到底，外勞並非洪水猛獸，即使容許一定保護主義亦不能完全封關設鎖，否則受害的只有香港自身發展，以至在各行各業服務容量下降、通脹或恐隨成本上升的情況下，最終損及整體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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