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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9日

屠海鳴 維港鐘鳴

中央為何會對「黎案」觸發響應機制

昨日, 終審法院駁回律政司反對「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來港為黎智英抗辯」一案上訴許可申請。行政長官李家超隨即表示,將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此案做出司法建議,以釐清沒有全面本地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昨晚發表談話表示,日前,中央人民政府依照香港國安法,向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發出公函,要求其就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包括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等有關情況提交報告。發言人指出,必須確保香港國安法得到完整準確、不折不扣的貫徹實施。

「黎案」是迄今為止本港影響最大、牽扯面最廣、審訊最為複雜的國安案件,此案對未來此類案件的審理有示範和參考意義。因此,「洋大狀」能不能代理國安案件?這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

「洋大狀」代理「黎案」有違立法原意

「黎案」既然是一樁涉嫌違反國安法的案件,就須從國安法立法的原意觀察與思考。

那麼,香港國安法立法的原意是什麼?該法第一條指出:「為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制止和懲治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犯罪,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和穩定,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合法權益。」

這段話的落腳點可以概括為三個基點:維護國家安全,保持香港社會穩定,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法律條文是比較抽象的,但香港居民的親身感受並不抽象。回想「修例風波」期間香港的亂象,再看看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社會回歸平靜的事實,就能認識到國安法的巨大作用,也就應該明白,在國安法案件的審理當中,尊重國安法立法原意是多麼重要。

由此觀之,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不能代理黎智英案的理由也有三條:

第一,英國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當事方。黎智英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英國和美國正是所指的「外國勢力」,作為英國公民的Tim Owen在代理黎智英案件時,到底會維護哪個國家的利益?

第二,外國律師並不具備理解掌握香港國安法的優勢。香港國安法由中文書寫而成、以中文為準,也不屬於普通法的範疇,客觀上講,外國律師對法律的理解和把握不如中國律師,會不會產生錯誤和偏差?

第三,存在國家安全風險。黎智英是迄今為止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最重要的人物,此案時間跨度長、涉及事件複雜、人證物證眾多,有些是可以公開的,有些是不能公開的。一個外國律師掌握大量涉及中國國家安全的資料會帶來什麼後果?

國安法的立法原意是維護國家安全,由於「洋大狀」代理國安案件而導致巨大的國家安全風險,豈不是南轅北轍!

不能用普通法思維落實國安法

「黎案」既然是一樁涉嫌違反國安法案件,就須正確認識香港國安法是一部什麼樣的法律?

香港國安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制定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明確了須在香港施行的14部全國性法律,其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二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

從香港國安法立法的主體、實施的範圍、與香港本地法律的關係都可以看出,香港國安法具有凌駕於香港本地法律之上的崇高地位。由此觀之,香港高等法院允許黎智英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顯然是用普通法的思維來裁決國安法的案件。律政司不服裁決,上訴至終審法院,是完全必要的。

再回顧一下上周五終審法院的當庭辯論,代表黎智英一方的大律師反覆講「程序」問題,認為律政司不應提出未曾在下級法院提出過的觀點;同時辯稱,不能只顧內地法律而忽視香港普通法制。代表律政司的袁國強則從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國家安全和公眾利益等方面進行深入辯析,反駁對方的錯誤觀點,釐清對國安法的認知,更具有說服力。

所謂「內地法律」的概念顯然是錯誤的。香港國安法是具有特殊性的全國性法律,在全國範圍內有效,且凌駕於香港本地法律之上,反對外國律師代理國安案件,不存在重視內地法律、忽視香港法律的問題。有些法官簡單套用審理一般案件的原則、程序和習慣,以及所謂「國際標準」來約束香港國安法的適用和執行,是未能正確認識香港國安法的憲制地位,是對香港國安法權威性、凌駕性、特殊性的無視,對案件的依法公正審理和香港國安法的準確實施構成重大挑戰,對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風險。

中央啟動響應機制有堅實法律依據

香港國安法是一部全國性法律,具有凌駕於香港本地法律之上的地位。那麼,法律條文必然明確中央的權力。香港國安法當中有兩條規定非常重要。

第六十五條訂明:「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據此,在香港司法機關不能準確理解和把握法律意圖時,完全可以啟動「人大釋法」給予指導。

第五十五條訂明:「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提出,並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對本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一)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確有困難的;(二)出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本法的嚴重情況的;(三)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的。」據此,國安案件完全可以移交香港國安公署。

由以上兩條可以看出,香港國安法是十分縝密的,能有效防止香港司法機關在執行過程中出現走樣變形的情況。中央之所以前期沒有介入此案,是希望透過國安法案件的審理,讓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以及社會各界和廣大居民加深對國安法的理解,最好是香港自己能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但從現在情況來看,中央不得不出手了。

基本法賦予了香港「三權分置、行政主導、司法獨立,行政長官代表特別行政區向中央負總責」的制度特徵;「三權」之上,還有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司法機關作出的裁決不能維護國家安全時,行政長官有責任請求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權。因此,行政長官請求啟動「人大釋法」既符合國安法的條文規定,也符合基本法的基本原則,正如港澳辦發言人所強調的,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因此,中央對「黎案」觸發響應機制,完全正當、完全必要。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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