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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8日

丁望 思維漫步

想改變目中無人 末代總統未了情

31年前(1991年12月),蘇聯(1922-1991)一夜倒塌。有人抱怨體制弊端:「對現實中的活人漠不關心」;有人卻為「目中無人」辯解,歸罪於戈爾巴喬夫(1931-2022)背離了十月革命(1917)道路(無產階級專政之路)。

持紅色玫瑰 釋懷念之情

當今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對戈爾巴喬夫多半是貶抑的取態,西方傳媒因此預料其葬禮冷冷清清。

可是,9月3日(莫斯科時間)葬禮的場景,是排隊等候進場的人很多。人們手中的紅色玫瑰,傳遞懷念之情。

莫斯科的獨立民間報紙、被普京壓制的《新報》,發表原總編輯、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拉托夫(Dmitri Mouratov)的悼念文章,稱戈爾巴喬夫把人權置於國家之上,把和平的空間看得比權力重要;又說:「戈爾巴喬夫給全球一份不可思議的禮物,給了我們30年的和平,沒有全球核戰爭的威脅」(RFI, 2022.8.31)。

蘇聯四時期 解凍與復舊

在蘇共歷史中,戈爾巴喬夫是視野很廣的改革家,但他的改革實踐並不完全成功。

斯大林(1879-1953)之後的蘇聯,可分為四個時期(各時期的名稱,並非蘇共或中共的官方術語,而是作者的表述):

一,赫魯曉夫(1894-1971)的解凍時期(1953-1964)。

長期在烏克蘭任蘇共職務的赫魯曉夫,局部改變斯大林的僵硬政策,反斯大林模式的個人崇拜;關注無產階級專政的左禍,平反一批政治冤案;對計劃經濟體系修修補補,引進商品價值觀;在思想、文學界略放寬控制,釋放部分流放者,出現一點「解凍」景象。

二,勃列日涅夫(1906-1982)的復舊時期(1964-1982)。

武夫出身、熱中寫小說的勃列日涅夫,回到斯大林老路,增強政體和計劃經濟體系的集權,加緊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對外擴張,出兵阿富汗,中蘇邊境發生珍寶島事件。

三,安德羅波夫(1914-1984)和契爾年科(1911-1985)的過渡時期(1982-1985)。

這是體制弊端畢現、社會治理能力衰弱的3年。

前一人出身於蘇共或蘇聯的情報、安全機構,1982年以蘇聯國安會主席身份接替病亡的勃列日涅夫,擔任蘇共總書記;後一人長期負責蘇共中央的黨務、機要,曾任中央總務部長、書記處書記。都是親近勃列日涅夫的僵化人物、年邁疾病纏身的弱勢人物。

四,戈爾巴喬夫(1931-2022)的新思維時期(1985-1991)。

相對前兩任的無作為,戈爾巴喬夫是強勢人物。在改革的意識層面,扮演了引領者的進取角色,在思想家和史學家雅可夫列夫(1923-2005)、外交家謝瓦爾德納澤(1928-2014)協助下,推行了思想層面、政經體制和對外關係的改革(兩位協助者,分別曾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蘇聯外交部長)。

改革新思維 公開性原則

出任總書記前,戈爾巴喬夫長期在蘇共中央任職。1978年起任書記處書記,主管農業;1980年起是政治局委員,1984年兼任最高蘇維埃的外交委員會主席。經歷使他對農業的落後、農村的貧窮,有較廣的了解;對外交政策的失誤,認知也較深。

戈爾巴喬夫上台的1985年,蘇聯極權主義政體下的官僚主義、特權貪污非常嚴重;計劃經濟體系下商品、供應的短缺現象,亦積下很深的民怨;社會控制的日趨嚴酷,加深民眾的疏離感。

他上台後,以新思維之名提出一系列改革理念,於1987年以《改革與新思維》為題滙成一書出版。

所謂新思維,與僵硬的斯大林主義、勃列日涅夫教條相對而言,指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減輕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讓社會生活有自由、民主、人道的元素。

新思維的內涵,本欄以6個關鍵詞概括:公開性(glasnost)原則,黨內民主(重構),經濟改革,和平外交,多元化和人道化。

公開性原則,有透明化、對話溝通的內涵,這是針對極權主義政體弊端,特別是政策和政務脫離實際、漠視民意,主張以對話、溝通建立和諧秩序,化解「社會矛盾」即處置社會糾結。

黨內民主是執政黨改革的重大訴求,旨在糾正極度集權和黨政不分,達致重構執政黨運行的新秩序:黨政清晰分工,有民主機制,發揮集體領導功能。

經濟改革是針對高度控制的計劃經濟體系,減少指令控制、指導控制,吸納市場機制,消除企業的官僚主義、商品的短缺現象。

和平外交是針對意識形態鬥爭(如中蘇大論戰)和對外軍事擴張,審視戰爭與和平、覆滅與生存之間的政策選項,以和平對話建立和平的國際秩序,有效防範和化解核戰風險。

社會多元化 人應有尊嚴

多元化和人道化,關乎糾正社會管理的極左政策。在社會多元化理念下,提倡「社會主義人道化」,糾正流放、勞改政策的左禍,給人一些自由空間,讓思想、文學界有較寬鬆的環境。

本文第一段提到的「目中無人」說,源自戈爾巴喬夫理論顧問雅可夫列夫的著作。「目中無人」是蘇聯和東歐極權主義政體的弊端。

1950年代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共產黨)領袖哥穆爾卡(1905-1982)說:

「我不想更多地回顧過去那種個人崇拜體系統治的悲慘歷史。它違反了民主原則與法則,在這樣一個體系中,人性與良心被折斷了,人被污辱踐踏,喪失了尊嚴。」

戈爾巴喬夫倡議多元化和人道化,正是承載改變「目中無人」的理想,有意讓人不再只是「工具」。

對話避刀把 致力於和平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重在改變社會主義理論的僵化、政策脫離了現實和民意,挽救計劃經濟體系的危機。他的改革理念和實踐,衍生「蘇東波」(蘇聯東歐改革波潮,1989-1992),地緣政治發生劇變。但是,他不刻意讓蘇聯、蘇共垮台。垮台的原因,是極權主義政體之弊,導致民眾唾棄。

掌控蘇共6年中,戈爾巴喬夫最大的貢獻,是為社會帶來和平。

在國際間,他努力開闢與美國的對話之路,簽署中程導彈條約(1987),邁出「限核武」的重要一步,全球未發生核戰爭。

在蘇聯國內和東歐「兄弟國」,他避免動用槍桿子和刀把子,去處理「社會矛盾」。即使蘇聯加盟共和國謀求獨立、東歐共產國家變天前,他也放棄武力鎮壓的機會,不像1956年、1968年出動華沙條約國軍隊,分別鎮壓匈牙利的民眾遊行、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他認為,動用武力維持蘇聯的集權和統一,會造成多年的內戰,未必能穩定政局。

不少西方和東歐歷史學家,把蘇聯的和平解體、東西德的和平統一,稱為「戈爾巴喬夫的奇蹟」。這恰正是戈爾巴喬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一大原因。

《紐約時報》的一篇署名評論,引述法國駐莫斯科前大使西爾維.伯曼的話:戈爾巴喬夫「是一個和平的人」,「他願意結束冷戰,並降低核對抗的風險」。這篇評論又說:「他傾向於談判而不是坦克,他改變了世界,也失去了他的國家」(20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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