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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5日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歐洲中央銀行最近的大幅加息表明，貨幣政策制定者打算採取強有力行動來降低通脹。至此多年來一直鼓吹財政政策──通常是指赤字支出──需要在管理商業周期方面發揮更積極作用的那幾十位經濟評論家如今都跑到哪裏去了？如果真的可以用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應對常規經濟下滑的話，為什麼各大央行會在通脹率達到40年高點的情況下突然試圖獨自設計一場軟着陸？
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前，各方的共識是貨幣政策應該在應對常規商業周期方面起主導作用，而財政政策則發揮輔助作用，除非發生戰爭或者疫情等大型自然災害。隨後當系統性金融危機發生時各方的想法變成貨幣政策可以立即作出反應，但財政政策應迅速跟進並逐步發揮主導作用。稅收和政府支出都具有很強的政治性，但成功的經濟體可以在緊急狀態下駕馭好這個問題。
然而，過去十年間財政政策在正常時期也應發揮更主要宏觀經濟穩定作用的觀點，得到了愈來愈多的支持。這一轉變是在央行利率遭遇零利率界限這一事件的影響下產生的，但零利率界限絕不是這個論點的全部內容。
無可否認，「直升機撒錢」和其他轉移支付項目措施，在新冠疫情最初階段被證明是極其有效的，有助於在緩衝個體所受衝擊的同時，減少長期經濟創傷，惟問題在於沒有一個國家──當然也不是美國或英國這樣陷入政治分裂的大國──真正想好了該如何一以貫之地執行技術官僚的財政政策，因為政治已經跟財政政策硬性掛鈎了。
政府有無數種花錢的方式，也有無數種可能的標準來決定誰值得支持和誰應該買單。交易和執行問題意味着總是會有低效率，而這種低效率還會隨着支出的增加而變得日益嚴重。美國從2020年底就出現了這種情況──當時基於政治動機的財政政策催生了太多也太晚出台的刺激措施。
雖說保持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全面擴張性傾向是有一定邏輯的，因為它可以作為防止新冠疫情惡化或另一場危機爆發的保險政策──這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就是如此。不過這種做法的代價──即通脹壓力增加和應對戰爭引發的供應衝擊的能力下降──當下就要兌現。那些認為通脹激增可能性很小的人，顯然是把頭埋在了沙子裏。
那麼在通脹高企、增長顯著放緩的情況下應該做些什麼？首先，利率確實需要調高，但中央銀行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似乎在調高速度方面過於躁動了。鑑於最近疫情和不久前金融危機的影響仍未消散，值不值得冒着另一次嚴重衰退的巨大風險去獲取在比如2023年底之前將通脹率降至指定目標的好處還很難說。
其次，財政政策辯論已經被那些承諾實際利率永遠不會上升、赤字支出將成為免費午餐的專家迷惑言論把持得太久了。現代貨幣理論是這種觀點的極端代表，但它與某些認為公共債務可以在沒有任何負面影響的情況下擴大許多的主流經濟學家觀點，並沒有什麼不同。
政府在可持續基礎上重新分配收入的正確方法就是提高高收入個人的稅收，增加對低收入（特別是極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支付。美國民主黨眾議員科特茲在2021年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慈善舞會上穿了件寫着「向富人徵稅」大字的禮服，她說得很對，但或許還應添上「和中上階層」幾個字。
保守派必須接受一點：對中高收入個人徵更多稅不僅是公平的，也是實現社會凝聚力所必需的。雖說經濟效率和活力是美國體制的基本美德，亦是西方仍能在技術等關鍵領域與中俄競爭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完備的社會安全網和未能對經濟精英徵收足夠稅率有可能從內部摧毀美國模式。由此證明，財政政策需要回到原點並重新進行調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現為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公共政策學教授
Copyright : Project Syndicat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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