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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重開香港!

香港乃是國家面向世界的國際大都市。這一點,永遠不會變。這一點,也是「改革開放」大原則下,香港作為中國「走出去」、推動國家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第二次入世的獨特角色。香港的高度開放及國際多元,正能讓國家與有機志同道合的國家繼續深化合作及推進夥伴關係、與必須交往的國家建立更深層次的戰略性互動關係,以及與在需要積極捍衞我國利益及底線的前提下,與持有不同政見及立場的國家打交道。我們不止是一個華洋共處的都市,更是見證現代中國海納百川、胸襟開闊的最佳佐證。

正因如此,我們不能將香港的抗疫政策與我們在國家戰略布局中攸關重要的位置脫鈎,忽略了長年累月封鎖對香港、對內地、對全國所構成的根本性代價。父母官必須將人民的性命置於首位,而老百姓福祉所涵蓋的範疇,不止於衞生健康,也包括經濟民生。捉襟見肘的生活,並非美好生活。原地踏步的經濟方向,也不能充當前進路向。香港有必要在此時此刻,盡快對外開放,與國際社會通關,從而方能繼續輔助國家整體經濟及金融發展,實踐「一國兩制」在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1日發言中所指出的歷史價值,達至全國十四億人民所渴望看見的「四點希望」。這四點,不只是為香港未來數十年奠下重點基礎,更是香港從政者及社會參與者必須深度而透徹領悟的明燈。

一、香港現時所面臨的困境

香港乃是一座非常依賴與國際社會聯絡及人員往來的經濟大都市。從一個金融及商業市場角度出發,絕大多數投資者、金融界翹楚、商界領導人及高層,皆不願意花接近七天時間在某酒店內隔離。面對面見面、實地考察、在地消閒聯誼,這些都是隔離日子中肯定做不了的事。再加上隔離酒店檔位短缺、商業旅程往往不會讓絕大多數人在某地方停留多於數天、來往香港的客機根本難以在短時間內安排,這些種種障礙,皆令香港難以吸納或容納金融界菁英的工作與運行模式。固然在一個後互聯網及前元宇宙的時代中,分析師、投資家、銀行家確實可以通過線上進行接觸──但這樣一說,他們更沒有任何原因到來一個以社交限制及對外隔離及檢測為「本」的香港。

香港曾經是一個在亞洲傲立城群的會議、交流、思想碰撞之城──現在卻因抗疫政策而成為金融及商業世界中的半孤島。固然從結構性層面出發,部分資金流失未必會為香港構成重大問題,最終若在半年後對世界開關以後,相信也會有一定資金及人才回流──但抗疫政策當中的反反覆覆及僵化問題,長遠而言可能會令國際社會對香港管治體制彈性及開放性存疑,間接影響特區政府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信用力與聲譽。

正因為我們愛港、擁戴讓我城繁盛的一切,我們更應該對症下藥,讓我們在包括地產界及金融界的核心產業中,挽救正在消逝的競爭力及國際聲譽。

站在人才招攬角度而言,香港仍然是全國(包括大灣區)及亞太區裏面得天獨厚的一個聚寶盤,絕對有條件容納更多對國家發展有貢獻的人才,當中包括在地緣政治新格局下有意回流,又或是憧憬中國未來發展動向的優秀人力資源。但人才本身對所居住之地也有所期盼及需求。新加坡在人才培育及挽留層面上,過去十多年急起直追──也是基於人才挽留的考慮上,積極對外開放通關。固然新加坡與香港之間──尤其在金融層面上──從來都不是一場零和遊戲。但我們不能就此躺平,誤以為單靠我國豐厚的市場及支持,便能防止被獅城爬過頭。我們需要更確實的誘因及政策,將有志之士吸引到香港來。現時的隔離及社交距離政策,讓香港在無數人才眼中褪色,成為排在新加坡之後的次選之地。一個沒有人才流通及到臨的香港,並不能發揮「吸引滿懷夢想的創業者」及受過優秀教育培訓的人員到港落地生根的作用。

最後,我們更不能忽略香港無數「手停口停」的普羅大眾,在疫情的封鎖政策下所遭受的毀滅性經濟打擊。無論是旅遊業、零售業,還是普遍依靠外來旅客間接支撐的本地產業,正在面臨非常嚴峻的資金短缺危機。單靠政府為他們提供補貼,並非長遠之計──這一來對政府庫房構成開支壓力,二來也是將本應用於振興及提升經濟的資金,用作填補本應可避免的漏洞之用,本質上不是良策。如今青年失業率高達一成以上,整體失業率也仍然高企──即便疫情「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但從經濟層面上而言,我們仍未走出困境難關。

在此也必須正視一點:旅遊業不只是我們四大支柱產業,更是塑造香港在國際社會中形象及軟實力的最佳產業。對於絕大多數沒有地緣政治包袱或固執偏見的世界公民而言,香港是一個旅客之都、更是一個觀光天堂。餐飲業、零售業,這些服務性行業成功之道,正使我們在外享有口碑及尊重。萬一世界各地的市民對我們這些要素也失去了最核心的信心,我們則會失去在金融及政治等「硬性議題」以外的關鍵話語權,長遠而言也對國家整體綜合軟實力百害而無一益。

二、 為何盡快與外通關應當是我們當務之急?

在這裏,筆者必須重申一點。以上一眾說法,並不代表與內地通關並沒有其重要性。分隔深港兩地的跨境家庭、難以順利過境的日常工作人員(即便特區及深圳政府在這一方面已做出不少嘗試及努力)、受牽連的產業及就業機會──這些種種都是內地與香港之間的檢測及隔離措施所引致的間接後遺症。這當然不是針對內地或本港抗疫政策的批評──筆者不是衞生學家,也不是醫生護士,難以對醫療問題有所點評,也不應僭越自身崗位。但從一個公共行政角度出發,現時內地與香港的區隔,確實會對兩邊構成嚴重不便。與內地通關的重要性,肯定是也非常重大的。

但正如不少專家及社會前輩(包括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7月26日於《信報》的投稿、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席黃永光先生於《大公報》7月25日的投稿、私募基金傳奇單偉建先生7月12日於《南華早報》的投稿、前財庫局局長馬時亨教授於7月20日《灼見名家》的專訪)近日表述也鮮明透徹地道出,香港與外通關有其攸關迫切性。固然如盧寵茂局長所言,對內對外通關兩者並非零和遊戲。但若我們必須在兩者中取得平衡,筆者認為對外通關乃比與內通關更為可行,應當被視為本屆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首要任務。此先後排序觀點有三點主要論據。

第一,論風險控制,對外通關,對比與內地通關而言,對國家所構成的衞生風險及壓力明顯較低。我國內地整體沿用的,乃是中央政府「動態清零、精準抗疫」的縝密方針,本質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對全國上下具體實況的具體研判。我們並非在地專家,也缺乏對各方重點考慮及因素的全盤認知,不應妄自就着內地抗疫政策下定論,更不應將外國那一套照辦煮碗地搬到內地去。將新冠疫情病例減到最少、使用符合內地情況的檢測及隔離政策,以抑制疫情擴散至醫療系統較為落後的地段,此乃是中央政府在與各省份及地方政府協商後得出的結論。在此前提下,香港絕不應為國家抗疫情況構成更大壓力,更要防止病毒通過深港關卡或港澳之間的來往,往內地倒灌。我們必須具備關懷國家整體衞生戰略布局的大局觀,不應苛求中央在短中期內與香港通關。我們當然應該引進健康碼及更嚴謹的局部防控措施,讓有意回內地的港人能夠更方便地成行──尤其是北上至大灣區範圍內活動;但同時也得要兩條腿走路──在內地香港通關短中期內難以實踐的前提下,我們是否應當把握時機,及早當機立斷先與國際社會通關呢?

第二,論可行性,若香港確實要與內地全面通關,則要引進一系列有可能與香港社會實況有所不合的規範及要求,難以為港人所全面接受;即便港人接受,內地同胞也未必會願意承受與港通關的風險。從政者絕對要有領導及推動人民福祉的決心及準備,更要有胸懷國家發展的堅毅發展觀。即便如此,我們也必須考慮到施政及執行層面上的可行性。若香港要暢通無阻地與內地通關,需要更高密度、更精準嚴格、配合高端科技的檢測及隔離方針。恕筆者直言,作為一個流通性極高、人口極為密集,以及政府與社會關係有欠絕對信任的已發展城市,今時今日要確保香港在抗疫及檢疫層面上萬無一失、能夠通過重重檢測與內地通關,這絕非易事。即便港人願意,我們也不能自我中心地以為只有我們的意見才值得重視及關注。相對於內地而言,香港抗疫政策無疑更為寬鬆──正正彰顯了中央對在港實行「一國兩制」從一而終的支持及包容性態度。但在廣東省及大灣區的同胞,又願否接受與這相對寬鬆抗疫方針下的香港通關?若沒有足夠的民意基礎支撐或默許,相信廣東省各市的政府也難以果斷地與港通關。須知道,作為大灣區的一部分,我們更應該思考9+2所有城市公民及居民的利益,不能將港人利益置於其上,也不能要求廣東省政府為港「犧牲」──這才是「兩制」的真諦。

第三,論可逆性(reversibility)──在「四點希望」的新格局下,香港與大灣區及祖國其餘地方持續深化融合,乃是不爭不變的事實。反之,香港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及互動,則有可能在地緣政治及回應疫情的封鎖政策,而承受不可逆的打擊。長遠而言,與大灣區各城市建立多管齊下、多層面、拔高而維護基本原則的合作深化,乃是香港必須擁戴及把握的體制性機遇,讓我們能在國家大局中找到自己應有的定位及角色,充分發揮招商引資、併船出海等對國家的應有作為。但在部分有機心國家及勢力嘗試通過破壞香港國際形象去孤立及削弱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前提下,香港必須無時無刻保持高度戒備,防止被國際社會政商金融界排斥在外。若我們要維持在亞太區,以至全世界的競爭力,我們有必要盡快──立刻──對外開放,從而扭轉我們在外所面臨的惡劣困境。扭轉乾坤,需要破格、大破大立的改革思維。香港現今邁入新時代,是時候在抗疫政策方面改變了!

三、 如何有效有序地推進香港盡快對外開放

那對外盡快通關及開放,又應當如何進行?我們不是將金錢及商機視為比人命更為重要的自私社會,而我們有所作為的政府面對疫情當前不應「躺平」,更不應採納毫無限制或預防措施的失控開放。我們需要「精準開放」、「盡快復常」,讓香港在避免衞生情況失控的前提下,以最高效率及速度對外開放。有個別消息表示,11月乃是香港重開的「死限」──筆者在此必須表明一點:香港沒有再等下去的資本,11月離現在非常遙遠(還有超過三個月)。我們沒有空等的資本,必須盡快行動!

第一,香港應該為所有已完成全面接種(可定義為已接種了加強第三針)並入境時檢測呈陰性的旅客解除隔離限制。檢測呈陽性的旅客,我們自然要確保他們得到適當的治療,不能放任他們進入社區傳染他人;至於仍未完成接種的旅客,有可能在眾多新冠變種下,發展出嚴重病徵並將其傳播。但對於絕大多數完成接種(以至於在抵港後數天出現病徵)的旅客而言,無論是他們自身病況還是傳染予他人的風險,都是非常輕微。看看數字吧──現時絕大多數在社區內的傳播鏈,根本與海外傳入個案毫無關係。正如中央政府所言,我們必須精準地以數字作抗疫政策基礎,讓科學及證據引導我們的防疫政策。在如今實際傳播情況之下,特區政府應該果斷地重開香港「對外」的邊境,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商界翹楚、人才到港工作、觀光。這也是「講好」香港故事最為關鍵一環──若連來香港也做不了,又談何「聆聽」香港故事?

第二,在全面落實及引入健康碼以後,香港是時候考慮將限聚令取消,推動社交生活復常。在維持口罩令的前提以及在早前第五波疫情下香港所達至的高免疫水平下,特區政府大可將不必要的社交距離限制取消,讓外來旅客及本地市民皆能享受我們作為中西文化滙集及交流地的寶貴特色。有不少外資及中資金融高層曾私下向筆者表示,他們不會到來「閉環」的金融峰會或會議──原因有二:一,來港,除了為公事,更是為了香港優質而本應領先全球的消閒及飲食業;二,來港,也是為了見見久違久別的朋友。即便此一政策難以在短期內執行,特區政府也可考慮讓已接種三針的本地居民及旅客,免去不必要而繁瑣的強制檢測要求,間接帶動包括飲食及零售業在內的一眾依靠顧客光臨維生的中小企,讓他們能步出現時的陰霾。

第三,檢疫政策及方針也應當更為人性化。政府在為早前在MIRROR演唱會上受傷的舞蹈員家屬提供檢疫層面上的酌情處理,乃是英明而正確的做法。但整體而言,我們的檢疫方針仍需要更多的靈活變通,以及以人為本、以人民福祉為中心的成份。即便以上兩大倡議難以在未來兩星期內實施,特區政府也應該開放更多「商業旅客」限額,為因公務到港的金融、貿易、物流等行業人士提供彈性安排,讓他們毋須檢疫也能到港。這一來,有助於推動在商業層面上香港對外關係的復常,二來也能堵塞海外針對香港抗疫方針的失實指控。香港優秀的醫療系統絕對具備承受商業旅客(可能染疫)所帶來的風險──在減少疫情擴散的風險與防止經濟陷入制度性衰退之間,我們必須取得平衡。提供更多、更快的商業簽證簽發,乃是箇中的第一步。在完善我們整體抗疫方針,以應對重開所帶來的相對風險的同時,政府必須短期內為抵港旅客大幅增加檢疫酒店供應,減免酒店安排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第四,特區政府一直以來在抗疫層面上遭受坊間不少無理失智的猛烈攻擊。有個別極端保守聲音甚至表示,任何現屆政府在抗疫政策層面上的調整及相對寬鬆,皆是令香港變相在疫情下躺平。這些民粹性言論,對強化管治及穩定民心毫無幫助,更是曲解了中央對香港作為國家發展軌跡的試行及實驗地良好本意,也為特區政府優秀的衞生官員及專家構成不便。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學術機構中的專家,也有必要就着以上「精準開放」、「盡快復常」兩大原則進行解說,讓香港能步出自我營造的不必要恐慌,從而重新踏上國際大都市應有的復甦之路。

四、 堅守主體原則,善用「一國兩制」將對國家效益最大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是此一科學及客觀事實為上、以理由及邏輯作為管治主體思想的開放性思維,讓我們國家踏上改革開放的光明道路。

作為中國推進國際化的關鍵引擎之一,香港有必要繼續維持我們貫通中西、連結世界的特色和優勢。善用「一國兩制」,招商引資、滙聚優秀人才、這是我們的時代責任。閱卷的,是人民。答題的,是我們。

「一國兩制」永恒不變──這也是為何我們需要盡快地、有序地,對國際社會開放。一個對世界開放的香港,也是國家需要的香港!重開!就此開始!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歡迎訂購:實體書、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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