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5日

方舟 泛舟論章

香港須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透徹理解

最近幾日，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日韓兩國，並在日本宣布「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簡稱IPEF）的內容和參與方。毋須諱言，IPEF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和「澳美英安全協議（AUKUS）」屬於「同一系列」，目標清晰，就是要圍堵中國。

過去，美國的亞太戰略主要關注軍事安全方面的合作，為亞太盟友提供所謂的「保護傘」；而提出IPEF意味着美國希望在亞太地區能夠做到「兩條腿走路」，在經濟和軍事兩方面都形成一個包圍乃至杯葛中國的一個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系列在亞太地區的合作協議或框架並非具包容性的多邊機制（multilateral mechanisms），而是由數個國家在不同指定範疇進行合作。冷戰期間，美國與歐洲共同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其核心概念是「集體自衞權」，即任何締約國受到武裝攻擊即視為對全體締約國的攻擊，並可隨即展開武力行動以保衞該締約國。

而在亞洲，美國所建構起來的安全機制以雙邊機制為主，即通過與日本、南韓、菲律賓等國簽訂軍事安全協議，維持與亞洲盟友的關係。因此，即使在冷戰時期，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廣度和深度也不及在歐洲的北約；到了今天，美國維持與亞洲盟友的關係亦主要通過鬆散的小型多邊機制，未有能力組織一個如同「北約」、以中國為對象的區域軍事或經濟集團。

能否建成區域性的同盟關係受眾多因素影響，而恰恰從這一視角切入觀察，我們可以提煉出三點對國際格局（尤其亞太地區）變化的觀察。

美產業競爭力不復當年勇

第一，美國已回不去「世界自由貿易旗手」的位置，經濟方面的國際領導力和影響力完全不能夠與過往相提並論。在美國的相對經濟實力處於頂峰之時，其不但是全球最大消費市場，製造業和服務業都具有明顯的領先優勢和全球競爭力；因此美國可以通過開放國內市場（以降低他國商品進口關稅為主要手段）來實現其經濟領導能力。

時至今日，美國的產業競爭力已「不復當年勇」，尤其是製造業和相關就業崗位流失，導致國內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呼聲愈來愈大。特朗普數年前打着「美國優先」的旗幟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而拜登也未有重新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打算，正正反映出美國由於國內產業實力下滑而無法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來加強與其他國家的經貿關係的問題。

而這次的IPEF也沒有向亞太國家開放美國國內市場的打算；這一框架的核心在於為勞工保障、基建設施、數碼交易、新興技術、供應鏈韌性等領域設立共同標準。美國智庫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不少域內國家把這些標準僅視為美方的「要求（requests）」，而不是一些「好處（offers）」。顯然，亞洲國家希望通過進一步的關稅減免來擴大對美國的出口，但美國已經沒有這種包容力。

第二，中國的崛起導致大部分亞太國家不願（或不能）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在1990年，日本、南韓、印度、菲律賓、巴基斯坦、新加坡的最大貿易夥伴都是美國，而澳洲、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則是日本。可以說，美國就是亞太地區的「老大」，日本就是「老二」。

華取代美成亞太貿易一哥

2020年，上述所有國家（包括美國自己）的最大貿易夥伴都是中國。與美國最「同聲同氣」的澳洲，出口到中國內地的貨值佔全年出口總額超33%，貨值約是第二到第九大貿易夥伴的出口總和。對亞太地區的經濟體而言，在中美之間做「騎牆派」最能夠保障自身利益；中美關係嚴重惡化非他們樂見，因為在兩強之間「站隊」，自己隨時成為炮灰。

第三，印度是美國亞洲政策的最大變數。「印太（Indo-Pacific）」這一概念最早由特朗普於2017年11月到越南河內參加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期間正式提出，而「印太戰略」則於2018年首次寫進美國政府的官方文件。由「亞太」變「印太」，最重要目的就是拉攏南亞的大國印度，形成南亞─東南亞─東亞的巨型國家圍牆。

但印度具有濃烈的大國情懷，本質上與日本、澳洲等「美國小弟」有區別。印度獨立後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在建國初期已明言，印度的國際地位只有「舉足輕重」和「無關痛癢」兩種可能性，印度不會成為一個只有次等（secondary）實力的世界大國。

俄烏戰事爆發後，美國希望拉攏印度共同制裁俄羅斯，但印度並沒有跟隨，其駐聯合國大使在安理會議中甚至沒有譴責俄羅斯，令一眾西方國家大感失望。一些評論認為印度如此取態是為了向俄羅斯購買軍備和平價石油，其實是小看了印度；印度國民擁有很強的民族自尊心，而作為一個大國，擁有獨立的外交政策可謂是理所當然──印度不甘成為任何人的「小弟」，「獨立自主」是其核心國家利益。

因此，如果美國以「新冷戰」的心態搞「亞洲版北約」或相同規模的經濟聯盟，將會面臨來自不少國家（甚至是其亞洲傳統盟友）的阻力。印太戰略「雷聲大、雨點小」，況且在某些關鍵環節仍存在明顯缺陷，可以說美國並沒有下好亞洲政策的這步棋。

兩強倘互相制裁美方吃虧

縱然諸多限制因素在前，美國要遏制中國發展的戰略目標依然清晰，未有動搖。美國將俄羅斯稱為一個「正在衰落但具干擾性的力量（declining power but disruptive）」，但多次公開聲明中國崛起是美國最大的安全威脅來源，在俄烏戰爭的大背景下，美方的論述並沒有改變。

一些人可能會問，中美之間的相互利益關係深，合作共贏不是最好的結果嗎？任何學過初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優勢理論，只要中美優勢互補，不是可以雙贏嗎？為什麼非要把互利共贏關係演變為輸贏二元對立的競爭關係？

實際上，中美之間不僅貿易額高，相互持有對方資產的總額也很高。截至今年3月份，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仍超過一萬億美元，而根據一些民間推算，中美雙方各自持有對方幾萬億資產。如果美國用對付俄羅斯的制裁手段對付中國，而中國作為反擊將美國在華資產沒收，資產額抵消之後，也許淨損失是歸於美方一邊。

雖然中美的經貿利益相互交織，但中美關係更是國際格局變化的決定性因素。美國清晰認識到這一點，認為如果現在「不作為」，只會白白看着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逐漸攀升，最後超越美國，導致美國在各領域丟失「世界一哥」的地位。

雖然大家經常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但冠軍始終只有一個。「爭冠」不僅是國家榮譽的問題，而是中國崛起對美國國內利益的龐大衝擊，對美國國際影響力的削弱，以及對過去百年來美國在全球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所建立起來的秩序性安排的實然挑戰。

美國將大量的自身利益與國際秩序綑綁，其國力的延續很大程度上建基於其作為國際秩序的締造者並從中獲利。以美元霸權為例，2020年，美國的海外淨負債已超過14萬億美元，超過GDP的70%。美國負債纍纍，但世界其他國家對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需要也一直增加，因此，這些國家願意把錢由借回給美國，填補美國國內投資與儲蓄的缺口，美國根本不必為償還外債而擔心。

對這一點，中方也有清晰的認識，所以會提出「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述。而在一百年之前，我們清楚的看到大英帝國的衰落軌跡，其頂峰時期的全球地位可以同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本世紀初的美國作比較，包括當時英鎊的地位與今日美元地位是一致的。

然而，在兩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在與德國在歐洲爭霸中耗盡了國力，而美國在兩次大戰中都是中後期才加入，可謂坐收漁人之利，除了將英國從滅國和破產的邊緣之前挽救過來，還「順便」接手了英國的「一哥」地位，成為全球第一大國和霸權國。雖然英美在霸權過渡的過程中沒有發生正面衝突，但這對英國來說也是一個痛苦和迫不得已的過程。

不難想像美國精英今天遙望中國崛起時的危機感和焦慮感。2019年，美國國務院前政策規劃主任（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相當於助理國務卿的職級）斯金納（Kiron Skinner）公開指出，中國將是美國面對的第一個挑戰其世界霸主地位的非白人國家（the first time that we will have a great power competitor that is not Caucasian）。

非白人挑戰霸主西方不安

這句話可能相當地「政治不正確」，但無可否認道出了不少歐美精英的真正內心恐懼。即使英國和美國屬於同一種族（Anglo-Saxons）、文化和體制，一百年前的英美霸權轉換仍然為英國帶來巨大的衝擊；何況是一百年後的今日，在中美文化、制度和價值觀鴻溝的大背景下所進行的大國競爭和博弈，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人民的心理反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中美雙方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它關乎到中國和美國的國運，也關乎到國際秩序變化的問題，對各國領導人都是很大的考驗。而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肯定在未來十到二十年間的國際格局將會出現較大的變化。

在本世紀初美國發生911事件之後，2002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報告對國際格局作出的判斷是，未來二十年是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自中央作出該判斷至今已經20年，而今年11月二十大報告中會否繼續沿用「戰略機遇期」的表述，值得各位留意觀察。

國際格局正在處於一個經歷實質性變化的過程，而香港必須對這個變化中的國際格局和秩序有更清醒的認識。過去一段較長的時間（也就是香港經濟騰飛的時期和重要背景因素），中美關係、中國與西方世界關係處於相對和諧的時期，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乘勢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做到左右逢源，賺到盤滿缽滿。

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已認識到中美關係轉壞的情況，但很多人沒有從一個戰略高度為香港、為國家考慮。未來一段時間，國際格局將迎來深刻轉變，位處香港的我們必須對此有清晰認知，同時充分認識到國家在此大背景下的戰略目標，香港才能夠善用自己的既有和潛在優勢，幫助國家更好地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中迎接新的挑戰，找到在國家崛起道路當中屬於香港獨一無二的位置。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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