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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6日

劉炳章 泛舟論章

烏克蘭「代理人戰爭」對香港的啟示

第五波疫情導致醫療系統瀕臨崩潰,死亡人數數以千計,本港防控措施可謂徹底失敗。這亦側面反映「落實《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並非萬事大吉」的說法──特區的整體管治失效才是根源所在。

管治失效的後果嚴重,2019年的香港乃至2022年的烏克蘭都是經典例子。香港與烏克蘭在眾多條件上均有不同,但相同的是,有外國勢力利用該地區的內部矛盾挑起衝突,煽動民怨成為民粹。不幸地,烏克蘭在一位喜劇演員的「英明領導」下成為代理人戰爭(proxy war)的犧牲品;而香港則有幸有祖國的大靠山,有國家出手「平定」暴亂,為香港的良政善治掃除政治障礙。

法律和政治手段並不足以破解深層次的經濟和社會矛盾。2019年的《逃犯條例》只是引發「黑暴」的觸發點,當中的深層次矛盾是市民在住屋、醫療、貧富差距等方面累積的怨氣與無力感,從而被反動勢力所利用、挑動及挑撥對特區政府的仇恨。

容易被反動勢力滲透

再者,目前世界兩大糧倉俄羅斯及烏克蘭爆發戰爭,原油供應短缺及價格飆升(斯里蘭卡近日因此發生暴亂),美國加息周期開始,環球經濟波動,歐美惡意壓制中國發展等,香港作為外向型小型經濟體,未來一兩年必將受到某程度衝擊;加上過往三年「黑暴」及疫情影響,經濟受挫,基層市民飽受煎熬;而且,第五波疫情嚴重失控,死傷枕藉,市民累積怨氣、憤怒及無奈。

香港是國家對外最開放、最自由、最前沿的橋頭堡,容易被反華勢力滲透,社會深層次矛盾及民怨容易被利用、被挑動,是社會穩定隱患。這些問題必須盡快解決,否則,香港的繁榮穩定隨時可能又將再置於反華勢力的刀口之上,岌岌可危。

要減少民怨,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我們應該構建更公平、更公義、更均衡的共榮、共享社會,建立市民、中央以及國際社會對香港及特區政府的信心,以成績證明「一國兩制」成功實踐,避免被反華勢力利用香港為平台,進行代理人戰爭,遏制中國崛起。

香港即將迎來新一屆政府及新班子,套用韓正副總理兩會期間(3月6日)會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時所言,下一屆政府要讓香港市民「看到希望,得到實惠」,讓國際社會看到香港穩健的體制和利好的政策,重建各方對香港的信心。筆者愚見有三大關鍵因素。

第一是「人」的因素。特區政府的主政者必須有積極、主動、進取、務實的管治理念,善用行政主導體制、善用「愛國者治港」的政治環境、善用國家的發展機遇。領導能力、國家和國際視野更是必不可少,而新一任政府更需要有高度的危機意識和擔當心態,做好香港的「疫後重建」。

去年8月,《紫荊》雜誌發布夏寶龍副主席關於《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的萬字講話全文,提出五個「能不能」,向特區政府的管治者提出明確標準和清晰要求。能不能始終把握好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大方向?能不能堅守為民情懷?能不能破解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能不能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鞏固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能不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香港更好發展?

新一屆主政者須「大破大立」

綜合韓正副總理、夏寶龍副主席等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場合的講話,可以肯定中央希望特區政府管治團隊要積極有為,團結各方力量,着力破解香港發展的深層次社會和經濟矛盾,把握「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切實改善民生,提升香港的綜合競爭力。

香港當務之急,新一屆特區政府主政者必須具有「大破大立」的膽識、能力、擔當與智慧,敢於觸碰少數既得利益者的「芝士」,以廣大市民切身利益為本,審時度勢推出適當的政策措施,並適時作出必要調整。同時,主政者必須有大局觀,經常以國家視角的高度思考問題,香港才能在波譎雲詭的世界大格局、變幻莫測的地緣政治中應對甚至駕馭一切可能不請自來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挑戰。

例如,2013年6月面對突如其來的斯諾登事件,特區政府妥善處理了該次極具政治化的大國外交角力,為香港在維護人權和法治方面贏分,加強了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又例如,2014年特區政府能智慧地、不失時機地、平和地妥善結束了歷時79日的非法「佔中」,瓦解了所謂的「雨傘革命」。

第二是善用香港的制度優勢,大刀闊斧作出體制改革。「行政主導」是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優勢,七十年代以來本地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水平大幅度提升,歸功於政策在行政、立法、執行等各方面都能統一快速推行及完成,正是當年行政主導的良好示範。但英、美於回歸前後在香港培植其代理人,多方阻撓特區政府施政,加上公務員團隊「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慣性官僚思維,行政主導理念在回歸後被拖後腿,導致經濟社會民生發展停滯不前。

香港有不少法例及程序多年不變,已經非常僵化、未與時並進、不合時宜。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必須帶領香港社會作出全面的自我改革,不斷優化各種各類法例、制度及架構,適應時代的變化,走在形勢之前,加快社會經濟民生發展,讓市民看到希望,得到改革的實際成果。雞蛋的理論,雞蛋從外被打破,只是食物,從內自我打破,就是生命。

短期而言,港府應在符合現行法例法規的前提下盡量使用行政指令,加快處理及解決各種審批程序的阻礙。尤其面對土地房屋供應嚴重短缺,在涉及高層次的土地規劃編制及大型區域開發計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應主動參與前期規劃,指示各部門加快及減省繁複的相關規劃、地政、環評等程序,避免官僚文化壓過政策目標,令目標為本的施政得以有效落實。

設土地專責部門統一審批申請

香港的土地房屋發展步伐緩慢,面臨政出多門,甚多項目環節和程序沒有審批時限,政府部門各自為政、互不隸屬、互不協調,甚至持相反意見等問題。規劃、土地、環評、基建等政府架構重組討論已久,整合現時各相關審批環節的部門,成為一個權力統一的專責部門,統籌上述不同但大有關連的政策範疇已是社會共識。

尤其是土地開發方面,就以環評為例,中九龍幹線擬備環評時間74個月,元朗南房屋用地則需時54個月;洪水橋、粉嶺北/古洞北兩個新發展區,從1998年發展研究開始,預計要到2025年才有第一批居民入住,一個城市發展,能有多少個27年可以耗費呢?

政府務必成立一個專責部門,一站式負責統籌、協調及審批城規、地政、屋宇、環保、房屋、交通運輸、基建配套、民政等各方面申請,並就每一項需要審批的事項,規定明確的批核時限,再配以相關法例的適當修改,提升效率,縮短審批周期(可參考七十及八十年代港英政府工務局的單一統合審批模式)。既可為私人發展項目審批時間提速,亦有利政府加快開闢土地,後者並可藉此機會,建立政府土地儲備(land bank),靈活運用和分配土地用途,搶回土地供應主導權,免被地產商牽着鼻子走。

另外,政府也應該鼓勵某些土地所需的配套基建交由發展商自行建設,以不同的公私營合作模式加快開發進度、提升社會建設效率。

與此同時,參考政府所有工程,包括基建、上蓋、房委會建築工程等,皆豁免審批,政府可以考慮將類似的豁免給予私人發展項目的某些環節(例如不涉及安全),改為向政府備案,並由申請人或其顧問以自我保證(self-certification)來承擔責任。事實上,現有制度下,一些私人維修小型工程亦有豁免審批機制,建議可將此機制範圍擴大。這樣既節省審批時間,公務員又樂得免除責任,一石二鳥。

長遠而言,公務員體系必須作出改革。例如,針對政策局局長「有責無權」、常任秘書長「有權無責」的情況,建議為包括常秘在內的首長級公務員定下可量化的工作KPI,每半年及年終作出全面的績效評估。即使部分高級公務員已達可晉升的最高職級,或缺乏工作積極性,但公平、公開的KPI評核績效,將影響其個人社會觀感,甚或影響其離開公務員後二次就業,有一定激勵作用。

公務員系統宜引獎懲機制

同時,各級和各職系的公務員應引入明確、公開透明的獎懲機制,將公務員的工作表現量化,作為晉升提拔、降級調職甚至停職解僱的依據。這樣可以促進公務員的積極性,落實「能者居之」原則,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加入體制內為社會服務。公務員「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必須得到解決,否則,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公務員隊伍只會淪為香港落實良政善治的重大障礙。

第三是制定有效的社會經濟政策,解決本地累積多年的深層次矛盾,促進持續和均衡的社會發展。筆者在本欄已多次談及現時經濟過分側重金融和房地產的問題,而無論是承接「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或是推動其他產業發展,新一屆特區政府必須制定明確的產業政策,為指定行業提供財稅、土地優惠、人才等扶持政策,促進本地經濟結構多元化,帶動以科技驅動的高增值製造業落戶香港。

民生政策與經濟政策同樣重要。針對房屋短缺、居住環境狹窄、解決劏房籠屋等深層次社會矛盾,中央已「講明」特區政府必須予以根治。港府必須盡快大量開發土地,增加出售資助性房屋,既有助解決居住問題,又可建立市民歸屬感,更能分享房產增值,助力財富第二次分配。寬闊及能負擔的居住空間與市民的生活質素有正面關係,更是挽留及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而提升市民(尤其青年人)的置業率更是一種財富和生活的保障。同樣地,第五波疫情病毒急速傳播,導致8000多人疫歿,除卻行政管理等缺失外,亦歸咎於養老院、醫院等空間狹窄問題嚴重,疫後亦應該一併大量建設此類設施,為社會老齡化及再次出現公共衞生危機,作預先準備。

醫療及法律行業須打破壟斷

社會政策包括不同專業行業也需要一定的革新。以醫療為例,第五波疫情失控,有部分私人醫療機構及私家醫生選擇病人,濫收費用,驚動中央,韓正副總理也表達關注,再次突顯香港醫護市場的壟斷及保護主義的問題嚴重,醫療資源掌握在少數人手裏,未能讓大眾(尤其基層市民)獲得適切的醫療資源分配。這種壟斷情況必須打破。

醫護服務涉及人命關天,不能以自由市場為藉口而繼續積極不干預,特區政府應加大引入海外醫生的名額,開設新的醫學院,大量增加醫護學位,與此同時,提升中醫藥界在公共醫療衞生方面的角色及位置,提倡預防醫學,中西醫並重。

法律界的「大狀」也是一個傳統、保守而被少數人壟斷的行業。香港應與世界其他甚多國家和地區看齊,打破「大狀」的行業壟斷及保護主義,解除大律師和事務律師的「雙軌制」,統一法律界的人才培養和執業制度,讓兩者皆能從事兩方面的法律服務,訴訟人才供應多及選擇多,訴訟費自然會下調而達致自我平衡,讓社會各階層,無論貧富,都能得到同樣可負擔的法律服務,建設更平等、更公義的社會。

正所謂「民生是最大的政治」,香港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必須確保「一國兩制」的落實能維護市民的根本利益,特區政府在各方面的民生改善工作,必須大力再下苦功。來屆管治班子必須有新作風、新作為、新氣象、不因循,自我改革,帶領香港再出發,走出一條適合香港的新道路,解決各類的深層次矛盾,避免成為代理人戰爭的犧牲品。

香港專業聯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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