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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7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假「愛國」、真「害國」(上)

較早前我國著名政治學者,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在第五屆中國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學共同體年會上,指出了千禧年後出生的內地大學生之間,普遍蔓延着一股危險的「自負民族主義」,認為「西方便是邪惡」、「國家未來必定會蒸蒸日上」,以「居高臨下」的態度看世界,活在自我感覺良好的優越感之中。

一、閻老之擔憂、我國的隱憂

他藉此指出兩點,第一,為00後大學生傳授國際關係者,必須敢於糾正錯誤思想、推動思想再開放化;同時,第二,當「愛國主義」過火地演變成「狹隘民族主義」,則必須慎防擦槍走火。筆者在此將蘊涵着「狹隘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且稱為「極端愛國主義」,與「理性愛國主義」作區別。後者乃是正兒八經的道德義務,前者卻是一種扭曲性、畸形思維,對國家,對個人,皆是百害而無一利。

在此筆者想補充三點。第一,閻學通不是一名「外國月亮特別圓」的「拜月亮者」,也不是什麼「西方勢力」的代言人。他乃是國際關係學術界中的真泰斗,學貫中西;在國家主權及核心思想問題上作出過關鍵而重大的理論建設,也是當代國際學術界中德高望重的公共知識分子;閻前輩也曾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中工作,同時兼任不少我國頂尖調研機構的高層及理事。閻學通教授的學術成就,絕對足以讓其毋須為了「取悅」某些群體或受眾而說特定的話。

第二,儘管如此,筆者也認為閻教授以上言論也許有些少言過其實──我們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筆者所接觸的不少內地頂尖大學生,對國際形勢及我國的不足,還是頗為瞭如指掌的。即便我身在清華及北大的年輕朋友很愛國,卻不會讓「愛國」這一點蒙蔽客觀的世界觀。去年末美國卡特中心公布的民調結果(當時筆者也有為《外交家》專門撰寫評論文章),固然發現中國青年(16歲到24歲)中有超過八成人,認為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乃是「非常正面」或「正面」,但也有兩成人左右認為國家形象欠佳,需要改善。由此可見,閻教授固然是從自身經驗中查找教學方法中的「不足」,但未必完全能反映出事實的全部。

第三,在剖析國家新世代的心理之時,我們有必要將國粹主義、自負民族主義的崛起,置身於一個更宏觀的全球性框架之中──綜觀全球,不難看見「認同政治」(詳見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新著作)在互聯網的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大力鼓吹及扭曲個人行為及價值觀、「部落政治」(tribalistic politics)等的影子。不但是中國,其實世界各地(包括英美、西歐、東南亞諸國)也出現一股「民族主義」潮,這大可被解讀成橫跨全球各地,回應全球化的一種由根反撲。也因此,筆者對某些外國聲音所指的「中國青年人尤其『愛國』而失去理性」,有點兒不以為然。民粹民族主義固然是禍害,卻並非中國獨有的。

二、「真」與「假」愛國之分

筆者在此想提出的立論很簡單。愛國,本質上不是問題,更甚至可被說是一種義務。敬愛自己的國家、為自己國家的共同體(理性而合理)奮鬥,為同胞爭取更佳的生活水平,此乃是在一個紛亂非常、四分五裂的國際環境中,一個既能自保、也能保障身邊或社群中的夥伴權益的生活態度。真正的愛國,並不會過火、更不會本末倒置地將個人利益置於國族或群體利益之上。真愛國無罪、無錯,也不應被妖魔化。

以下筆者的批判對象,乃是「假愛國」。何謂「假愛國」?「假」在哪裏?

「假」愛國人士,主要有三種:

第一,表裏不一愛國者,口頭上表示自己十分愛某個國家,實際上卻是拿着外國護照、享受着外國的庇佑、心底裏其實是看不起國家,認為愛國只需「口頭工夫」,毋須真實而妥適地愛國。這些愛國者之所以為「假」愛國,乃是因為他們干犯了最為原始的錯誤,乃是虛偽、蒙騙、口不對心。當中尤為機會主義的,更是透過愛國,來撈政治或金錢油水,認定只要大剌剌地「愛國」,便能迅速上位,及早發達。且稱此類愛國者為「第一類」人士。

第二,極端失智愛國者,雖然確實由衷地深愛着自身的國家,卻因為自身的熱中及過度的敬愛,而走上了一種禍國殃民的不歸路。

這些人士認定因為自己要愛國、自己很愛國,所以國家一切都是好的、一切批評國家的聲音都是壞的,甚至將任何對國家現況不滿者,認定為奸細、反國勢力、對國家不利的「叛國者」。這些人之所以為「假」愛國者,乃是因為他們將「愛國」本質上所蘊含的理性制衡徹底摧毀,單憑主觀而衝動的情感行事,結果一事無成。此類愛國者為「第二類」。

第三,民粹反動愛國者,以「愛國主義」為名義及旗幟,高舉「國家利益」、輕輕放下實際管治及民生所需,煽動民眾之間的民族主義,要挾管治者去為他們的政治目的服務。這些人士雖然口中時常掛着「國家利益」,卻是透過挑撥離間及對一切反對聲音的批鬥、妖魔化、它化,將「愛國」轉化成一套政治工具,擾亂社會秩序。這些人是「假」愛國者,因為他們並沒有真真正正將國家利益放在首位,而是透過策動民眾輿論,迫使當權者進行有違國家民眾實際利益的政策決定。此類愛國者為「第三類」。

這三種愛國者,並非真正愛國。

此時君可能會反駁──怎地以上的不算是「真愛國」?難道「愛國」也要講究素質嗎?正是!此因為愛國本質上不應只是一個「表面」的行為表述,而必須是一個綜合評價。首先,我們必須考慮,「被愛者」的利益,是否因你的愛而因而受損害。若你自以為很愛一個人,將其禁錮在家中,每日向其餵山珍海味,這不是愛,這是虐待。

再者,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愛國的「必然性」──愛國不能是一個衝動或隨機,忽發奇想或情感主導的偶然過程。若一隻猴子在打字機上亂打亂按,寫出了莎士比亞名著,我們不會說,「這名猴子懂得莎士比亞的對白,是一名文學天才」。同樣道理,受民粹手段挑動而「愛國」的大眾,並非真正愛國。

最後,動機十分重要。若我是為了一己私利去幫助街上的窮人,我不會是一名「捨己為人」的無私者,因為我的動機是發自想被他人敬仰及稱讚的功利心。同樣道理,即便部分愛國人士進行的部分行為乃是理論上符合國家利益,對國家短期內有利,甚至與「真」愛國者的所作所為重疊,這也不能讓他們成為真正的愛國者──他們頂多只是會自稱愛國,拿着國家旗幟來撈政治油水的識時務者。

三、「假」愛國的來源

假愛國何來?以上三種「愛國主義」,並非Gen-Z獨有的問題,也不應單純地怪在教育制度之上(也正因教育制度未必能獨自全面栽培或培育正確的價值觀,才令以上的扭曲性行為及思維得以植根萌芽)。

筆者曾出席不少有關中國政治的峰會及論壇,當中與會者皆認為,如今中國「假」愛國的來源乃是「由上而下」──也即是源自於當權者及政府對論述輿論的影響。個人而言,我對這種觀點有很大的保留。固然其有有限的事實根據所局部性支撐,卻絕非一個全面而客觀準確的剖析框架。過度側重政府對輿論的直接影響,只會令分析失去應有的廣度及深度。

筆者認為以上三種「假」愛國風氣的崛起,大概有五大因素──這五大因素皆與中國官方所採納的「體制愛國主義」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提出這些解說,乃是為了豐富現有的公共輿論,以免任何有關內地民族主義的學術討論皆變成一套政見立場壟斷並主宰的鬧劇──在此必須要以正視聽。

同時,這些解說不是為了為極端愛國主義作開脫或合理化,而是一個政治學分析的必須及前提──沒有全面的事實基礎,何來道德審判?

第一,近年國內民間對國際形勢的評估中冒起了一股新「共識」,乃是「東升西降」。霍炳光(James Fok)最近推出的力作《中美金融冷戰》(筆者直譯)(Financial Cold War: A View of Sino-US Relations from the Financial Markets)中便指出,自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國內便存有着一股正在茁壯成長的「體制自信」──認為西方那一套「已經過時」,以及「不能讓其獨霸世界舞台」。這種思維在西方種種軍事地緣上的挫敗──包括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半島、英國脫歐、新冠疫情處理手法,以及美國從阿富汗的狼狽撤離──皆變相得到印證,令不少對國際事務具備基本認知的中國國民,皆認為二十一世紀乃是中國的世紀,順而從當年的仰視變成平視,甚至俯視西方。

此思維本身並無問題,但在有機心人士(第三類)的煽動及以偏概全下,正面積極的「平視」思維,卻變成了導致部分民眾(第二類)罔顧一切客觀限制,以自身主觀意志投射作為建構其國際觀的主導思潮,將理性的「東升西降」分析變成令自信過度膨脹的誘因,實為不智。

第二,客觀而言,外國對我國在輿論、經濟、政治等層面上的攻擊、批評、抹黑,以及打擊,確實令不少國人對外國產生由衷的厭惡。常有人表示,國內的「小粉紅」皆是受了資助的「金牌打手」,但這種說法徹底罔顧了中國公民社會中,確確實實累計着針對外國(尤其是西方諸國、英美等「白人至上國家」)的極大怨氣。在不少國民(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眼中,歐美對中國的指控,反映着一種「雙標」、「白人至上主義」,以及制度性傲慢。國民對外國的窮追猛打有所厭倦及反感,此乃是合情合理的。可惜的是,在一小撮民粹色彩的「關鍵意見領袖」(香港俗稱KOL)(第三類)以及為了牟取私利而假裝愛國的人士(第一類)之刻意營造下,民眾對西方的仇恨變成了驅動極端而危險行為(稍後再說)的根據,此乃是不幸,更是陷絕大多數理性愛國人士於不義的做法。

第三,即便體制本身對民族主義乃有所系統性監管(詳見何包鋼2018版的《民族主義、民族認同和中國民主化》一書),但國家體制乃是一個龐然巨物,本質上也會有所斷層及盲點,甚至出現政治體制上、中、下層協調失衡的情況。對於個別人士來說,尤其是希望能透過看似愛國主義行為表述自身忠誠度的基層公務員而言,將「愛國主義」變成鮮明而琅琅上口的口號,可能是獲得提拔的最佳方法,變相將表面的「愛國」變成良政善治的替代品。可幸的是,此風氣近年在國家主席習近平所倡議的「十個重大關係」中的「依規治黨,依法治國」關係以及「不走過場,不流於形式,求真務實,注重實效」等思想調整下,有所明顯改善──但要糾正體制內前線的風氣,仍須一定時間及努力。

第四,極端愛國主義也有可能源自商業及網上輿論生態等所構成的私利誘因。如鄭永年教授在《有限全球化》一書中所提出,如今國內出現了一種商業民族主義,將愛國變成了一門生意,背棄了以人民利益為本位的階級鬥爭路線,甚至將國家命脈及愛國情懷綁上了一種畸形的資本主義邏輯。網紅、作家、KOL、自媒體等,透過表面上「十分愛國」、「十分忠誠」的語言及行為,將「愛國」變成了單純的投機商業操作。以上提到的第三類「假愛國」人士,正是此產物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群人──他們透過捏造事實、虛構有關國家成就的撰述,以及提出各種各樣似是而非、半真半假的時事評論,以嘩眾取寵的手法贏取點擊率,從而賺取豐厚利潤。也正是這些人的技術操作,讓以上第二類人士──也就是真真正正對國家抱有歸屬感的觀眾──墮入假新聞的思想圈套,為國家長遠利益添煩添亂。透過愛國言論賺錢本不是問題,但若賺錢取代了對國家應有之義,成為主導言論的基因,則是有違基本倫理要求。去年共青團中央發出一篇題為「『愛國生意』當休矣」的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以上風氣的歪曲及禍害。

第五,也就是非常關鍵的第一點。我們不能忽略黑天鵝效應的魔力。「真」愛國與「假」愛國,有時候可能只是一線之差。具建設性的積極愛國思維若在民眾中植根,能讓民眾看到服務國家的必須,更能讓他們不因自身文化、出身感到自卑,不受外來後殖民及新殖民思潮所操控及壓制。

這絕對是正面的。筆者在內地教授英語及辯論之時,曾多次在閒談間聽到友人表示,「咱們中國人學英文,不是為了顯擺(show-off),也不是因為英文了不起,而是因為中國是要成為國際社會的一部分,我們要成為(多極)世界公民的一部分。」他們同時也會為國家的成就及經濟增長感到自豪。這是令人充滿期待及希望的年代。

但即便是如斯良性的愛國主義,在群眾輿論及回音室效應疊加下,也有可能產出惡質的「變異」愛國主義。正如海特(Jonathan Haidt)的《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中所指出,美國如今出現的政治分歧,很大程度上乃是源自於人民的有機分裂,而此分裂過程中未必一定是受政客或媒體影響所主導,而更反而是出於人類本質上的認知偏差(包括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歸因誤差﹝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等),以及在對話討論過程中出現的兩極化。人民若要證明自身屬於某個群組,為了「融入」群眾(第二類愛國人士),只好誇大對某些立場或價值觀的忠誠程度,拒絕妥協或讓步,從而令共識「愈操愈烈」。俗語有云,通往地獄的大路,往往是由善意鋪就的。

四、結語──反思為何要愛國

在不公不義(包括列強帝國主義的剝削、威嚇)當前,不向強權低頭,這原則上乃是沒錯的。在國家發展迅速及蓬勃之時,出於自豪及驕傲,為國家出一分力,這也是完全沒錯的。愛國無罪,自強也無罪。但當愛國被扭曲、被操控、被轉化成一股有違基本政治道德倫理及國家實際利益的行為及思想套路之時,則是我們不能忽略的警號。

下周,我們將會探討以上提到的三種「假」愛國,如何實際上對國家及國民構成禍害,以及新世代大國風範下,國民具備的理性務實愛國情懷,應當為何。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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