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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8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什麼叫「乖」?

上周提到中國人的「君子」是一個總體觀念,有不少的努力,把這個理想的人,具體化。手頭有一本《弟子規》,內地和香港都有學校在用。原來叫《訓蒙文》,後經修訂。《弟子規》是清朝李毓秀根據《論語.學而》中的「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加以發揮。可以說是一系列的行為準則。可見,中國的傳統文化,並不排除分析性的具體化,不過總體的概念,例如「君子」,還是概括性的共識,但可以允許多樣的闡釋。

在美國把兒童的行為具體化、規範化,更是常規。本欄提過多次的美國Sturbridge 1836年的學校,就有一本學生的「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裏面108條。例如:在外面玩耍回家,在家門口先要清理泥腳;與大人一起走在行人道上,小孩要靠內側;大人講話,不要打斷;老人家重複着同樣的故事,不要笑;等等。要孩子背熟、記住,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斷提醒自己,進而變成自己的思想和行為習慣。但是,不像中國,他們沒有給這些準則,定下一個概括性的理念。

一個乖字 無限權威

在中國人社會,有一個普遍採用的字——「乖」!這是一個非常具威力的字。什麼叫「乖」?其實很難有一個標準的答案。英文翻譯,往往是obedient。不太準確。Obedient是聽話、服從、馴從。這也許只是「乖」的一種。那是說小孩聽了大人的指令,照辦。那還不能算是「乖」。沒有大人在場,或者沒有大人的指令,也能夠規規矩矩,才算「乖」——吃完飯,孩子自動把餐具放進廚房,那是「乖」;沒有家長在場,孩子自動完成功課,那是「乖」。那意思是,孩子已經把規矩「內化」了,成了自發的行為。

進一步闡釋,那是孩子把大人的期望內化了。因為那些「好」的規矩、行為、習慣,都是在大人的期望之中。孩子把這些內化了,把大人的期望,變成了指導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說,是把大人的「你應該」,變成了孩子自己的「我應該」。

「乖」這個概念,有與沒有,有什麼分別?第一、「乖」是大人對孩子的稱讚。對孩子來說,這是來自個人的外部;孩子變得乖,是出於外在動機。第二、孩子假如把大人的期望內化了,就沒有了自己自覺的準則。他們的思想行為,就會凝固在上一代的標準與水平。第三、孩子容易養成不自覺地,甚至習慣性地揣摩大人的期望與意願;極端的情況,甚至可以故意在大人面前表現「乖」,其實心裏面有另外一套;但大人可以毫不覺察。

總的來說,「乖」是大人腦子裏的概念,是他們期望中孩子應有的表現。也可以說是大人塑造孩子的理想形象。由於「乖」是一個概括性的、虛的概念,它的內涵是不定的,是可以任由大人去定義的,大人可以善用,也可以濫用。「乖」,也可以說是大人「管理」孩子的一種框架。

筆者無意要批判「乖」字,更不會對「乖」的應用產生負面的情緒。在華人社會,很難想像沒有了「乖」字的概念與使用,可以有什麼代替品。

乖的準則 大人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乖」的應用,大多在非智力範圍。以香港人來說,孩子成績好,大人會讚「叻仔」;打球打得好,會讚「好嘢」;但不會讚「乖」。「乖」,大致屬於行為的表現,或者說屬於文化的範疇。

從文化角度看,教育屬於文化傳遞,也就是上一代把生活裏的文化元素,傳遞給下一代。語言、服裝、禮儀固然如此,也傳遞行為準則、共同價值與比本假設。

人類學家Robert Levine在談到文化的傳遞的時候,談到三類模式,正好應用在教育。下面是大意。

第一類:對下一代,採取控制與限制的手段,文化傳遞,看成是把人的思想去蕪存菁的過程。他認為這是弗洛伊德心理學式的思路。

第二類:文化傳遞是一個培訓的過程,認為是把社會的現實再生產而延續下去的過程。教育也是,他認為這是社會學家的思路。

第三類:文化傳遞是一個潛移默化(enculturation)的過程,下一代經過耳濡目染,無條件地接受了上一代的思想和行為;而不需要上一代的刻意加工。他認為這是人類學家的思路。

從文化的角度看,教育正好是文化傳遞的一種主要載體。LeVine沒有為這三種思路定位,也沒有任何褒貶,是純粹的學術分析。那給了我們很大的思考空間。這三種思路,可以是代表了人們對於教育的三種看法,可以是在現實中的三種不同的教育途徑,也可以是同一個教育體系裏面三個共存而互相交叉滲透的維度。也有人認為這是對於教育不同部門、不同類別的描述。

筆者認為,就好好享受LeVine給我們創下的空間,不必斤斤計較要為他定調或者褒貶。不過就本文的原意,前面兩種思路,是可以用分析性的思維方式來達到的。

比如說,我們身處的「筷子文化」社會,都會有種種《學生守則》,裏面大部分是關於學生「不應該」做什麼。許多學校的校規,都是為了防範學生「犯規」,為學生設下不可逾越的行為界線。這是這些文化對學生道德教育的起點——紀律。這就有點LeVine的第一類模式,也就是以懲罰清除不好的思想行為。

在二、三十年前,香港的學校,一般在校長之下,都會有教務主任與訓育主任。訓育主任,主要管紀律;而起點往往是查校服、管遲到;而在一些學校,所謂訓育甚至德育,往往可以縮小到只有紀律。

德育學習 方興未艾

但是在香港,也有從根本進行德育教育的。多年前,筆者曾經在廉政公署的教育小組工作,當時的一個討論:「反貪」,就靠威嚇嗎?電視上的廉署廣告,往往就是先描寫人們的驕奢行為,最後的鐵窗告終。但是我們問,人們要不貪污,就是為了怕坐牢嗎?後來廉署出版的《拓思》期刊,就是從正向的角度,提出種種正面的思想,例如公德、知足、守諾……;這些其實都是一個社會達到廉潔的道德基礎。《拓思》已經從單一的期刊,發展成為一個內容頗為豐富的德育平台,在網上提供各級教育的參考資料。

這是一個不尋常的嘗試與突破。起點是「反貪」,但是涉及的卻是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這裏提出來,是因為《拓思》在摸索如何進行德育教育。這可以說是LeVine第二類「培訓」的延伸。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德育」也是一個概括性的理念,沒有固定的內涵。《拓思》所做的,就是在「德育」的領域,嘗試走出一條具體化的教育途徑。

國際上有一個簡稱NISSAM的組織,推進所謂「橫向學習」,也就是與智力學習不一樣的學習,這就包括在香港方興未艾的種種:社交情緒學習、正向學習、品格教育、成長心態、善意溝通、學生福祉、Mindfulness……等等。最近接受他們的訪問。有趣的問題是:假如不能像智力學習分析性地具體化,那這種種努力如何能夠達到目的?筆者的答案是:第一、這種種努力,還只能說是在探索階段,還不能說已經有了成熟的理論。第二、這種種努力,表面上看來目標不一,但是從根本來說,對於人的全面成長,所有這些都會從不同的角度,殊途同歸,達到同樣的深層素質。

兩點加起來,香港有如此多的學校正在實踐與探索,也許我們應該可以提煉出一些精闢的理論,貢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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