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6日

香港出路──新三環發展論（上）

香港未來的出路關鍵，在於一個「三環」結構：香港、國家、世界。

香港內部是其中一環，卻不是一個完整的循環。

作為國家一部分，香港自然應當參與在國家的循環中，採取主動而為港在國內系統爭一席位──最終要讓國家得益，也要滿足港人需要及願景。

最後，作為國際金融及貿易系統中的關鍵一員，香港也要站起來，不能躺平接受被競爭對手取代或領先。更不能欣然接受針對香港、或意圖透過香港針對國家的國際勢力圍堵，而不作反擊。我們必須站起來。

香港，本身正是為數不多三環能夠而必須緊扣的大都市之一。近來有不少言論及評論，要不是妄自菲薄，把香港現存的優勢及價值抹去，然後單一化地將我們與內地城市比較（並貶低香港）──從而忽略了香港在我國大局之中能發揮的關鍵影響力；要不然，便是將香港所謂的價值，與國際社會上的冷戰思維掛鈎，將其變成一個被動、無力、消極的反中反港工具。兩種論述，都存有極大的問題。前者扼殺了香港獨有的價值觀、系統、深厚的人力資本（雖然移民潮確實威脅到這一點，而此問題也絕對需要我們正視）。後者，則將香港前途雙手奉獻及摧毀於過橋抽板、利用及販賣港人悲情來達成陰險政治目的的權力販子。

站在這三段段落的交接口上，我們政府、公民社會、經濟企業等，必須發揮攸關重要的角色，將「被動」變成「主動」，在有限的資源及空間中，為我城創出一片天來。我們不應再受舊世界崩壞而被打至落花流水的迂腐作風綑綁，更不能武斷下定論，以為自己未來一無所有。這一周和下周兩篇，將會探討此「三環緊扣」的發展論──究竟這三環為何，而各環之間又怎能環環緊扣，為我城點出一個未來？

一、第一環──香港之環：讓對此片土地情有獨鍾的市民，能安居樂業，自我實踐

常聽到有人說，香港的未來在內地、在「大陸」、在國家──彷彿國家便必然要為香港提供機遇一般；卻不見國內其他一線城市，會時常強調公民必須「融入國家」發展？香港是一座擁有740萬人的城市。這座城市裏面，不會人人皆想「出走香港」，甚至更未必會想北上到內地去公幹、退休。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不是愛國愛港的公民，也不代表從政者可以忽略他們的興趣、利益、人生應有的尊嚴。須知道，繁榮不單純講數據、發展也不是單看增長。要維持香港整體繁榮，首先必須讓所有熱愛香港的市民，不論政見立場、不論身份還是價值觀，皆能在香港找到自己那片樂土。房屋土地問題，筆者說了很多次，也有很多人提──在此，且就不說了。但有三大範疇，絕對值得從政者及管治者正視：文化、產業、社區鄰里發展。

一座城市的文化，蘊含着其價值觀，也是其人民的靈魂。香港本土文化，本身糅合了嶺南、廣東文化，也有受獨特的國際西方影響，血脈中更是流着濃濃的中國血、中國風。固然，2019年政治風波至今，香港政壇及公民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時今日的形勢未必是所有人的那一杯茶。但這是否代表在本土經濟及文化政策上，我們便要「躺平」地接受現況、故步自封、引喻失義？在旺角街頭上及天星小輪碼頭演唱的年輕樂手，難道不值得讓他們自我發揮、獲得尊重、得到經濟及金錢支援的機會？難道除了主流西洋話劇或歌劇以外，粵劇、崑曲、本地試驗劇場等不同的文化產業工作者，便不值得政府及當權者關注，而要繼續以捉襟見肘的模式生活？若不是的話，為何我們不能打開心扉、放下門戶之見，讓更多的小眾文化得以在政府及非牟利機構資助下蓬勃發展，發展出一種糅合大都市風情、我城歷史軌跡、普羅社會文化，以及中英夾雜的文化氛圍？社會一眾賢達應當關注的，不只是對「高端文化」的支援及資助，更應包括對廣東話俚語、青年網紅、年輕人（理性）追星風氣下所建樹出來的種種次文化──因為這些都是香港共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也是城市脈搏的基礎。

接納及擁戴這些文化，會讓更多的年輕人、中年人……香港人，看見我城仍存有足夠的表述和探索空間，足以讓他們繼續在這城活下去、尋覓自身定位。只有文化多元而共融，讓我城市民找回去政治化的喘息空間，才能重塑香港需要的凝聚力和團結。所謂的「環形發展」，需要的仍是能凝聚共識及民心的動力。

與此同時，香港必須積極反思其工業政策，促進再工業化。正如中央政治局常委2020年5月及「十四五規劃」當中所提出的「雙循環」說，國家必須積極發展內需、注重國內市場、提升自身長遠競爭力，這些種種要求及願景，皆反映出，其實世上任何一個成熟經濟體（國家、地區、大城市），皆要確保自身能一定程度上自給自足，當中包括作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事實上，多年以來，香港一直只着重金融、地產及其他高端服務行業，本質上令香港十分依賴外來人口及外資──在太平盛世之時，作為「買辦之都」的香港自然風平浪靜。但在經濟蕭條、瘋狂的冷戰思維在機會主義者的煽風點火的大時代中，香港不能再發揮和稀泥所謂的「中間人」角色，這時候香港又如何呢？而產業過度單一化，不只是削弱我們經濟自主性，導致我們過度傾斜於外來資金及勢力的喜好，更往往為了投其（外資）所好而忘了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最終目標。

經濟增長、發展、「往上走」，為了的是確保老百姓的福祉，也就是全港人民的幸福。盤踞中環及金鐘等地的金融業及服務業，也許能為一小撮人帶來幸福，卻並不能為香港基層及貧苦大眾帶來直接益處（稅收當然豐厚，但縱有近萬億的庫房，那又如何。）多年以來，港府似乎把過度監管可能帶來的風險及隱憂（合理懷疑）無限放大，導致政府長年拒絕在經濟、社福、人口發展及政策、產業推廣等要處下苦功。一直以來，傳統智慧便是，只要政府穩守盈餘、堅拒亂用錢、持續地讓市場經濟放任下去，便能順利從港英時期過渡至回歸以後的香港。

可是這種思維，無疑把兩個有關但究竟不同的命題混淆──第一便是「香港政府應否徵收高稅、限制資金來往、管制一切經濟產業運作、走向反資本主義社會？」第二則是「香港政府應否積極有為地挑選個別策略性產業、支持其運作及聘用港人，同時在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取得合理平衡？」港大教授鄧希煒對香港這一方面問題頗有研究及心得。他曾多次指出，現時香港沿用及重視的產業，根本不能為基層及中下階層，或是缺乏高等教育的市民提供就業機會，同時也未能捍衞他們社會往上流的權利，導致「權力貧困」。

筆者同意他所言，香港應當敢於發展生物醫學科技及金融科技。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善用香港領先亞洲的教育資源，為大灣區、為中國、為東南亞、為世界頂尖的科研人才供應一個資訊相對流通、產業供應鏈完整生活條件（依然）優秀的調研及研究和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基地。香港固然不能打造一個完全內部流通的科研輸送鏈，卻能在知識研發及創造方面繼續佔有一席之位。由此可見，制定積極有為的產業政策，乃是確保香港經濟能覆蓋高、中、低教育水平及各種人口、各階層及種族的關鍵一「環」，不可忽視。

最後，筆者在此引述一位朋友曾說的一點。常聽到有人說，香港要維持「競爭力」，便要怎樣怎樣。但除了競爭力以外，難道我們這座城市便沒有其他的目標可以追求嗎？當然不是！港人值得為這座城市感到驕傲。港人值得一個能讓他們感受到自主權的家園。港人值得創出一片天的尊嚴及自由。而對於很多港人來說，這種自由關鍵在於地區發展、在於手工藝術品及勞作、在於鄰里之間的社區參與關係、在於服務本地社區的行動。政府應當正面面對及鼓勵願意投射公共事務工作及進行另類創業的年輕人，他們是我城的資產，而不是負累。他們都是香港經濟未來的一員，而不是「金融、法律界別」等專業人士茶餘飯後的話題。

香港最為珍貴的，是我們的人才──這一點，無論是體制內外，都應當正視。不要因為他們的政見、立場、個別意見、思維執念，而放棄一整代人。環形經濟，是要確保在這裏出產的、在這裏建立的，最終也能造福這裏的所有人，而不只是一小撮人。這便是以「環」來取代「金字塔」經濟的初衷。

二、第二環──國家循環：讓香港重燃自身的引擎，在國家大局中發揮功用

筆者最近幾年也聽到不少政壇前輩曾說，香港的年輕人、成年人，甚至老人家，都應當「北上」，「回大灣區」發展。這一點想深一層，其實很奇怪──因為香港本身就是大灣區的一部分。我們要思考的，不應只是如何「融入」大灣區、如何「配合」大灣區，這些用詞及字眼本身便似乎將香港角色自我貶低，讓我們變成被動的「被融合」者，更令本身對大灣區及和國家融合具備消極態度者感到更多的不快。反之，大灣區作為一個人口超過8600萬（加拿大兩倍）地區的一分子、香港作為9+2之中的兩個特區之一，更應當好好善用自身優勢及條件，正面發揮自身作為「莊家」之一的角色。香港不「只」是另一座大灣區城市。對於整個大灣區來說，其發揮着攸關重要的法律仲裁、金融融資、物流進入口等角色。

關於香港可以如何「配合」大灣區計劃的研究，坊間存有着不少論述及分析，也毋須筆者再加以落墨。反而，更想反問及探討的，乃是若有人因文化差異、薪酬差異、個人喜好等因素而不想北上發展，留在香港的他們，仍能參與大灣區的共同建設嗎？他們仍能自豪地叫自己作「大灣區」的共同參與者嗎？當然，有個別意識形態主導的人士，可能會對大灣區扣上各種各樣的標籤，將自身前途與其徹底脫鈎，但相信絕大多數港人，只要是能留在香港、繼續他們日常生活及習慣，其實並不會對大灣區發展及香港可以發揮的角色，感到強烈反感。

換言之，與其一味鼓吹「北上」發展，然後將在港發展描繪成「落後千丈」的錯誤決定，倒不如採用逆向思維，反思一下，香港應當如何將本身經濟實力及資本，扣緊大灣區的發展軌道，讓留在香港的市民和下一輩，都能感受到大灣區可以如何幫助他們。加州州政府會不會叫一個住在三藩市的人，學會「愛上灣區」？不會──因為三藩市本身便是灣區的一員，毋須進行額外的刻意思想工作！與其不斷強調香港要「貢獻」大灣區、「投入」大灣區、「愛上」大灣區，倒不如着手將香港現有的創意、資本、基建架構，與大灣區接軌，讓港人就算身處香港，也能參與區內的產業鏈、供應鏈、科研調研、旅遊業等範疇，從中與內地同胞合作。

無論是港人還是內地同胞，都不是經濟發展的純粹工具，也不能被視為單純的勞動人口──他們有血有肉有想法，而政府責任所在，正正是確保他們能在不違反自身價值觀及原則前提下，貢獻自己的國家。這一點，毋須回內地也能做到──更何況，如今通關日期仍無從說起，融入大灣區是刻不容緩。既然如此，我們為何不將聚焦重新放在將香港規劃及打造成大灣區不可或缺的引擎，坐言起行？

若香港仍要保持自身對國家所做的貢獻，維持對中國內循環經濟的關鍵重要性，我們必須認清楚一點：只有維持我們獨一無二的法制、經濟、金融秩序，力爭與東南亞及亞洲其他地方維繫聯繫、維繫我們與國際社會的連結，這樣香港才能持續地發揮對國家的正面作用。若如部分極端聲音所言，貿然將香港核心體制及基建刪改、取締、推倒，到頭來只會把香港作為國家最為國際、最為自由的一座城市之一的指標性作用連根拔起，這也是對國家的一種不負責任。大灣區的未來大計需要香港向其餘地方供應資金、法律及體制支援、人才及國際聯繫。香港也要積極地透過與大灣區同僚的合作，為港人尋覓就職機會、發展空間，以及一個讓社會大眾皆可共同富裕的機遇。

三、兩環之間的互動及聯繫──從我城的環形經濟走向我國的內循環大局

須知道，國家雙循環指的並不只是「兩條腿走路」，而是兩個循環之間的相互配合（中財辦副主任韓文秀去年10月30日指出，雙循環乃是「新發展格局」，強調的是「國內國際雙循環，不是國內經濟的單循環」。）。

顯然，作為我國其中一座城市，香港本土發展這一環並不能成為或被視為一個具備政治地位的經濟「循環」，所以我城內部的「環形發展」，跟國家的全方位內循環必須有所區別。正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中第59問所說，「如果各地都搞省內、市內、縣內的自我小循環，搞「小而全」，甚至以「內循環」的名義搞地區封鎖，就會破壞國內統一大市場，阻礙國民經濟良性循環」。與此同時，作為特區，香港也有身兼發展模式試驗場及利用自身制度性獨特之處，貢獻於國家整體發展的責任及義務。香港必須確保自身經濟蓬勃發展，才能為國家提供燃料、動力。

再具體點來說，香港成功推動環形經濟發展，對國家內循環也是百利而無一害。第一，一個安居樂業的香港，正是印證「一國兩制」的最佳證據。反之，若社經不平等持續惡化、政府管治不善而令民眾看不到政權對其的尊重、政治內訌及謾罵取代積極有為的改革、香港作繭自困，這不只是有愧於香港市民，更是對國家整體大局來說所構成的一大污點，更會間接動搖國家內外雙循環的穩定性。能管治好自己、治理好此城，便是對內循環的最基本貢獻。

再說，透過發展本土產業、工業、制度，香港能為大灣區及以外的國內發展項目，帶來獨有的人力資源和知識，協助國家發展軌道上多樣化並多元化，也能為國家提供另外一條安全而可控可防通往國際的渠道。香港若管治有效，只會讓港人感受到回歸以後在中央願景下可以發揮的創意及價值。反之，若我們經濟持續低靡下去，繼續受內耗及單一化所困，則只會令港人與國家關係愈來愈遠，對大局來說不是一件好事。

最後，香港有必要思考，如何將我們這一環，變成連結國內外兩大循環的「橋樑」──透過將自身經濟模式重新規劃及定位，從而找出一道屬於香港所有人的康莊大道，為我城重燃希望、也為國家在此風高浪急的大時代中，提供更多的底氣，堅持到底。無論是香港這一環，國家的循環，還是我們下周探討香港與國際社會之間的關係，環環皆重要。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

首本著作《破繭論》即將於本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