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5日

中美關係結構性隱憂

國家早前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內地喜慶氣氛高漲，萬人空巷，絕大多數民間聲音表示，國家過去多年的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巨大經濟貢獻及成就，乃是史無前例，也絕對是令人由衷佩服的。更有不少人認為，中國乃是在黨獨有的帶領下，才能走出封建及半殖民時期的陰霾，邁向現代及如今中國所處的「全面小康社會」。

在另一邊廂，筆者同樣關注的，則是外國不少雜誌及評論家，就着黨成立百周年大會的評論。《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7月/8月一期封面問「中國能持續崛起嗎？」（Can China Keep Rising?），系列包括7篇值得一讀的長文，當中也有兩位內地的外交關係名家──閻學通及王緝思教授的著作。

其中，白明（Jude Blanchette）觀點尤為值得關注，因為正反映出美國主流學術界及智庫界在過去數年的微妙變化。從曾經對中國崛起抱有憧憬及遐想，到視中國崛起為一種制度性挑戰，再（最新說法）到指出中國若要實現「世界第一」的霸權理想，其時間軸非常緊迫，普遍西方輿論家最新對中國的解讀是「我們時日無多──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我對這種說法，存有很大的保留。原因不是我認為中國前途一片光明，或是因為「國運」在我眼中只會扶搖直上，而是因為西方由始至終似乎都對北京本身的意願及管治理念有一種根本性誤解。對於外國不少外交體制中人來說，中國想要稱霸全球、取代西方、成為世界新一代霸權。姑勿論這是否可以實現，撇除個別極端民間國粹而主張「中華新帝國主義」的少數聲音，其實新時代的中國，既沒有稱霸的意圖，也沒有透過軍事或殖民意圖攻佔其他地方的念頭。共產黨的管治邏輯及根基乃是「國泰民安」，而不是「世界警察」。固然在達至前一個目的時，少不免會出現偏差落差，甚至擦槍走火──但若西方只是以他們一貫熟悉的思維模式來量度中國，這只會是一種引火自焚的想法，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

言歸正傳，筆者認為現在中美關係存有非常嚴重的結構性問題，雙方不得不防，兩邊都必須認真處理。這些問題有三：

一、以價值觀取代實際利益考慮，將結綁得更死，更難化解

如今中美雙方皆將兩者之間的關係，視為一種你死我活的價值觀鬥爭──兩者當中，更是以美國的「自由民主」及「反極權主義」套路來得更為鮮明。這其實並不令人驚奇。某程度上，美國對價值觀戰役（values war）的重視，也正反映國際關係學中，建構主義中對價值觀及道德審判的強調──誰佔有整體輿論的道德高地，便自然能驅使他人（包括第三者）由衷地支持其理念及國家立場，甚至把自身利益及主觀認知置於所謂的道德原則之下。

先說中國。在部分內地人士眼中，美國不但是一個充滿着種族歧視傲慢的國家，更是一個由帝國主義充分滲透的霸權，試圖透過各式各樣的抹黑及攻擊手段，迫使中國及所有非「白人主導」的發展中國家臣服於其腳下。我不會排除美國體制中有不少人（尤其是特朗普背後的右翼共和黨人士）對我國抱有無知、仇恨，甚至種族怨恨，但不是所有美國的外交方針及立場，皆能簡單地以「霸權主義」做概括。若過度強調「反霸權主義」此概念，反而會導致在原本可以合作或緩和的次要議題上，雙方也變得劍拔弩張，令局勢持續升溫，對兩邊都沒好處。再說，西方國內也有不少進步主義運動及聲音，公然反對白人至上主義，也反對西方霸權主義。他們對中國的批評，相信並非出自惡意，也不屬於所謂的顛覆性言論。

同樣地，美國國內媒體常透過香港、台灣、中國的勞工權益狀況，把中國渲染成一個所謂的「極權體制」、所謂持有「反民主、反人類意識形態」，惟這種抹黑一來很明顯忽略了內地不少同胞（尤其是中產階層）對現有政權的支持及反饋，也同時非常不科學化地把他們發自內心對政府施政不善的批評，化整「極權vs民主」的對立。西方審判中國，視其為本土推行及國際出口「獨裁主義」的發源地。第一，就着國際出口論，其實這種說法毫無根據，中國與不少選舉民主、西方民主國家也有持續的經濟貿易合作，並沒有嘗試推翻或徹底改變當地政權；固然影響當地政治的行為，世上各大國都少不免，而也應當適可而止，而不是弄到別國局勢天翻地覆，若盲目地把中國與蘇聯比較，未免有違事實。

第二，就着「本土推行論」來說，須知道中國仍在摸索其當中的管治模式，而內地學者也有責任去確保管治能夠完善、民眾權力能夠得到真正的保障，能夠更反映民情、更具制度問責性。這些觀點並沒有錯。可是「有改善空間」與「毫無可取之處」乃是兩碼子的事。要推動制度改革，必不能否定制度本身，這也是西方諸國近年對國家發展的一種誤判。

這種價值觀對立，只會導致難以控制的妖魔化及鬥爭思維崛起，而令本來可以緩衝及紓緩的國際形勢持續僵化。當一個國家的人口，視對方管治階層為根深柢固地「邪惡」的分子時，又怎能進行具建設性的對話及交流？若要真正地收窄分歧、控制民情，兩邊的體制精英及民眾皆必須嘗試以對方的立場及觀點出發，重新審視自身的言論及行為，反思究竟有哪些利益及底線乃是必須捍衞的，有哪些可以從價值觀鬥爭中脫鈎，實事求是地解決分歧。盲目鼓吹一套價值觀至高無上、乃是毋庸置疑的真理──一來，根本不乎「一處鄉村一處例」的道德多元主義原則，二來，只會令兩邊能說事的人，與對方愈走愈遠，直至結完全綁死。死結也許很好看，但對推動改革於事無補。

二、慣性以「宏大敍事」分析局勢，忽略了理論化的根本性弱點

筆者是一名政治理論家，也對理論化（theorisation）情有獨鍾。但理論化也有其根本性弱點，尤其是當理論由「宏大敍事」（meta-narrative）所壟斷，衍生出一種惡性的自我實現現象，驅使各方趨向消極邏輯，並將自身過失及過火以自我安慰的手段掩蓋、遮蓋。所謂的宏大敍事，乃是社會透過敍述功能，為個人生活、國際軌跡、社會進程等扣上「偉大意義」及「整體目標」的現象。比方說，我曾經寫過的歷史終結論系列、或者常聽人提到的「中國世紀」（Chinese Century），便是宏大敍事的例子。

宏大敍事能為我們人生帶來意義及憧憬、期盼和期望，也能引導民眾就着某一目標齊心協力，精誠所至。然而，正如普遍虛構的故事一樣，敍事的弊端也很明顯，便是其與真正現實（或較為貼近客觀現實的公共認知）可能有出入，而若出入浮現時，我們仍然執迷不悔地堅持己見，最終只會導致自己脫離現實，行差踏錯。

先說美國對中國的判斷，美國輿論界中（尤其是學界中）一直都存有一個非常根本性的自我矛盾。一方面，美國認定中國是其在意識形態、國際地位、本土管治層面上所面臨的最為嚴峻挑戰（雖然在日本當年經濟起飛之時，美國當地也出現了不少認定日本乃是比蘇聯更具威脅性的對手之書籍及言論──這些現象的詳情，可以參考美國前勞工部長萊許（Robert Reich）兩個星期前在《衞報》所著的The US's greatest danger isn't China. It's much closer to home.一文），並認定中國是將「極權國際化」（globalisation of authoritarianism）的罪魁禍首，所以美國必須「維持國際秩序」，反制中國。

先撇除「這到底是誰的國際秩序？」一問，中國又到底有什麼誘因想要推翻這個讓其獲益良多的國際秩序？正如奈爾（Joseph Nye）曾多番指出，中國乃是經濟貿易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也是全球多邊機構及團體的積極成員之一。美國常常以「顛覆性」眼光視中國崛起，卻似乎忽略了，真正對其國際地位所構成衝擊的，乃是其國內多不勝數的問題──貧富懸殊、種族歧視、民粹主義的崛起對體制及科學思維的衝擊。

與其陰謀論地將中國威脅無限放大、不擇手段地在世界各處跟中國展開「泥漿摔角」式的代理人冷戰或熱戰（proxy war - cold or hot），陷入難以扭轉的安全兩難（security dilemma）當中，倒不如將眼光放在國內，解決深層次問題後再說吧！

國家地位得以提升，本應是一件好事。「東升西降」，原則上並非有違事實。事實是，中國在經濟和貿易等範疇，在過去十年之間成為世界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也同時在生產力總量（購買力）層面超越了美國。這些成就，必須認清認楚，否則只能淪為懷有「反中」情意結的非理智信徒之一。可同時，我們也不得不防，過度的自信，則可能變成自負，變成讓我們忽略了與非美國的其他盟友關係及互動的關鍵要素。

「東升西降」確實是一件好事。但不是所有的「西」，都是我們必須反對或徹底競爭及排斥的對象。不是說「西」降了，「東」便必然會升。在不少議題上，不只是所謂的「全球議題」（包括全球暖化或反恐安全行動上），「東」和「西」可以雙贏，而毋須陷入所謂的負和遊戲（negative-sum game）。比方說，美國最近對中國學生及學者添上了諸多限制，試圖避免所謂的「間諜滲透」──這種行為，對於促進兩國民間外交長遠穩定或避免短期內的急速惡化，都是毫無幫助的。

同時，中美之間的科學研究、金融科技合作、公民社會聯繫（當然，公民社會的定義及範疇乃是因國而異），都是對改善老百姓生活百利而無一害的，並不能因為某些行為能讓「東」或「西」「降」，而因此以損人不利己的手段處理兩者之間的利益關係。要將利益分歧收窄、尋覓利益雙贏之處，這才是大國相處應有的正道。

三、誤判國內國外民情，讓國粹主義取代體制外交

美國民眾在拜登回歸以後，大多表示「美國回來了！」伴隨而至的，乃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優越感，認為美國是國際舞台上推崇及將民主精神發揚光大的鼻祖及領導。這種說法，也許能得到美國國內傳統保守及積極自由派的認可，但在歐洲、世界各地的含金量，確實存疑。

拜登上任後，為了討好國內反華民眾及政客，而不得不對華強硬，先是在阿拉斯加公開地炮轟中國人權狀況及政治局勢，再透過G7及國會發表的演講，把中國描述成一個美國「積極/極端競爭」（extreme competition），既是對手（rival），也是在局部議題上可以合作的制度性挑戰（systemic challenge）」。筆者明白拜登及其官僚的政治打算，但切忌墮入武力漩渦的風險。就算他確實要這樣經營自身的外交政策，也應當透過第二軌及私下渠道，與中國聯繫，好在關鍵位置上理清楚對方的定位及底線。

同時，筆者也認為美國學界中有不少人士，仍然持有着一種過時的「一體化」（homogenization）思維，認定所有中國國內的人士，包括知識分子或中高產人士，皆必然是受「洗腦宣傳」所影響，而在過去數年之間成為了堅定不移的「愛國分子」。但須知道，愛國不等於失去理性。愛國也不等於被洗腦。最近我正在拜讀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李成教授《上海中產階級：重塑中美關係》（Shanghai Middle Class︰Reshaping US-China Engagement）一書，當中指出，作為被歷代中國領導人管治過的大都市，「魔都」上海的海派文化，正蘊含着中西文化的結合，也是全球化思潮在中國土壤上茁壯成長及發展的最佳證據。上海的中產階層，既有國際視野，也有國際聯繫及人脈，卻仍然心繫國家，對國情發展瞭如指掌，這些人並非美國學界口中的「被洗腦」一群，也借代着在中國快速增長，同時愛國卻也具備自由價值觀的年輕一代。若盲目標籤及排斥這些人，只會令他們民心偏離美國，更加抗拒與外國接口，損失的並不是中國，而是本來可透過這些人了解及接觸中國深層次結構及現實的外國夥伴及朋友們。

反之，正如習主席早前在政治局會議上所說，中國必須在國際社會上樹立「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張維為教授當時的講話當中，也突顯及強調了我們中國人傳統美德之一，就是「分寸」。對於某些無理的謾罵抹黑，我們毋須過度認真反擊，因為「認真便是輸了」。對於其他誇張失實的報道，我們必須以理服人，而不是透過兇狠言詞嘗試令對方噤聲，因為這樣只會讓我們墮入反華聲音所設的圈套，令自身形象受損。如今國家在外的形象告急，國際局勢不容樂觀，我們更應當以「四両撥千斤」的智慧，駕馭及應對國外的輿論環境及批鬥。

外國民情並非鐵板一塊，這一點，筆者也說了很多遍，很多前輩都同意此觀點。對中國持有反感的，固然有部分人乃是因為他們由衷地無知，或是對中國懷有種族歧視色彩的觀感偏差。但西方諸國更多的人，我相信是受他們眼中中國的言詞及表述手法，或者當地媒體對中國的扭曲（而我們並未能順利地令他們釋疑，反而因為強硬修辭而令當地人認為我們「此地無銀三百両」），而對中國產生惡意。我們不希望外國一竹篙打一船人，而同樣道理也應當反映在我們對待外國民意層面上。

我國應當樹立一種新時代應有的外交典範，在關鍵立場及問題上，不但是據理力爭，也能展示對外國疑問及訴求的了解（不代表妥協），再對症下藥地化解他們的疑問。國際社會固然有不少人骨子裏乃是反中（這一點，我有不少親身體驗，包括個人評論無端無辜地遭惡言攻擊），但也有不少人乃是願意聆聽、願意學習，希望中美能在衝突邊緣懸崖勒馬。國粹主義可能是振奮人心的好元素，卻並不應成為外交國策的根基基礎。這一點，美國在指控中國之時，也必須自我警惕。否則，3年之後的總統選舉，甚至是明年到臨的中期選舉（Mid-Term Elections），皆有可能出現嚴重偏頗偏差的外交論述，讓本來星星之火危險地蔓延。屆時情況難以想像。

中美要走出陰霾並不容易。作為一名溫和的學者，我只能盡自己所能，說應該說的話、做應該做的事。

黃裕舜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時代》雜誌及《外交政策》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