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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8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應有之義

有人曾經跟我說,「一入侯門,深似海。」

但沒有人跟我說,「不入侯門,同樣深似海。」

對,也許這是一個教訓,也許這是一場夢,也許這是人生百態,也是現實政治的殘忍。在這個戰火紛飛的年代中,標籤、帽子、閒言閒語,這些都是從政者必須面對的基本,也正是為何那麼多對社會抱有希望及期盼者,對從政之路卻步的緣故。今天不想談別的,只想說一說心底話,就着不少身邊朋友、前輩、親戚對我這幾個月,甚至一年多以來的倡議及文章所問的問題,做出回應澄清。有的說,愈描愈黑。也有的說,沉默是最佳的回應。我卻認為,有些問題,不怕問。有些事實,不怕說。有些命題,我不怕答。只怕沒人願意聽。

一、在亂世下,如何做出貢獻?

必須說的是,我們如今並非生活在太平盛世。在房屋及社經矛盾扎根的前提下,貧苦大眾民不聊生、經濟產業及棟樑在疫情下幾近癱瘓、對政治發展及價值觀抱有熱忱的不同政見者,就着香港過去幾年的種種風雨,皆感到一定失望,甚至絕望。僵化的管治文化,令民眾認為政府與民脫節,視民意為徹底無庸眷顧或理會的擺設。

樣板主義及官僚架構,疊床架屋,鋪墊出無法令人理解的政治癱瘓,造就了不少優質人才往外流失。中央與香港之間的誤會誤解,因港人心結未解,也未能找尋到在國家發展下應有之身份價值而愈踏愈深。各方在社交媒體及社會運動邏輯下,自然認為自己永遠是對的,然後在價值觀及行為衝擊下,社會嚴重撕裂、信任跌至冰點。社會表面當然是恢復平靜,但累積甚久的民怨,始終都要處理、要解決。

在這個前提下,有意參與公共事務的港人,可以如何作出貢獻?有的說,要走上街頭、轉投反對政治,透過發聲來讓香港改變自身、成就更加好的未來。這一條道路,20年前也許行得通,但2019年社會事件證明及說明走不通,也走不了。本來頗為康莊(但當然有一定障礙)的民主發展軌道,也因為政治角力及國際社會關係惡化,而成為了內耗糾紛的犧牲品。港人可以發聲的空間、願意表態發言的空間,這些都無疑在或虛或實的種種限制下,正在轉變及收窄。然而這收窄對香港是禍是福,這不由得你或我去定奪,只有時間才能證明一切。時至今天,我們付上了昂貴的代價,學會了寶貴的一課。但上課以後,是否代表從此對公共事務的熱忱及參與,便要棄於一邊,要不是故意冷感,便是要遠走高飛?

不。絕大多數生於斯,長於斯的人,心中相信都抱着一定的不忿,想要改變社會,想要開放社會,想要讓社會變得公平、期望政府更願意去除現有的瘀血、落實真正問責、各大政黨山頭更願意聆聽民眾的訴求,而不是單純地將民眾聲音及利益變成選舉或爭名奪利的工具。同時,不少人皆知道及深深明白,改變,並不一定要在政制當中所做出的。自由經濟、私營文化產業、民間智庫及研究,這些都是我們公民社會的關鍵棟樑──在風雨飄搖之時仍要堅持初心,確保在體制以外,也有讓不同思想和想法萌芽,使其有茁壯成長的空間。

但這也並不代表體制便一定是一道關上了的大門。從前香港由選舉及立法會作為主要的政策把關機構,行政主導的管治,某程度上是一個受形式主義所困所束的空殼。立法會當中政黨固然大多數乃是建制派,但相互之中存有矛盾、也有針鋒相對之處。選票主宰行政,行政便成為不同政治壓力及力量協商之下的共同產物。

在選舉改制之後,較為悲觀的會說,這是一言堂及各表忠心的開始。較為樂觀的,可能會說,這是賢能政治的開端。實際上,是賢能還是劣能,看的仍是制度本質上的設計細節,因為什麼樣的制度、當中什麼樣的關鍵表現指標及誘因,便會培養出什麼樣的人才。

但人也要有自知之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崗位、有不同的身份、適合擔當不同的功能。有些人適合在制度內參與管治、落實代表及參議式民主。也有人適合在制度以外,以進諫者及學者的身份發言及提出見解。更有人應當充當橋樑,負責將民心騷動的反對及批判性聲音帶進體制內。更要有人實事求是地參與在地區管治當中,確保香港管治素質得以以民為本,而不是以形式主義為主導、以意識形態取代實質政策。

何人是選舉人才?筆者本人又是不是?現階段,我看不到,也看不清──也不渴望或指望看得清。但我知道自己內心的選擇、真正相信的初衷。我是一名學者,尋求在這亂世之中能透過研究、對話、辯論、寫作,讓真相愈辯愈明。我的初心沒有變,不會變,只會繼續地坦蕩地走下去。當然,誰人選擇相信,誰人選擇不相信,這是他們的決定。而如今時代的時移世易,也令人難以抓摸。清者自清,這是我自少便相信的道理。23歲人,也許就是這樣。

二、要做出貢獻,應當如何落實改變?

要做出貢獻,應當如何落實改變?

有人說,要堅持己見,不平則鳴,則能透過發言及倡議而撥亂反正。也有人說,要獨立、不偏不倚、不靠攏、不靠邊,自能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來。

只找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合作、排斥任何他人他者,你可以建立一個很茁壯的網絡及團隊,讓你克服萬難、沒有分化或分裂的餘地或空間。但有時你自以為方向正確、路線正確,只選擇聆聽完全和議你的聲音,這不叫堅毅或擇善固執,而是偏聽、讓你陷入剛愎自用的結果,更讓你喪失與各方應有的溝通空間。

你排斥反對你的聲音,只親近願意支持及配合你的人士。堅持自己所設下的原則、為了突顯自己的立場及意識形態而放棄最為基本的務實原則,可讓你獲得你身邊的人所送給你的掌聲,也可以讓你的生活更加好過。困在自己的回音牆中,你會發現你在這空間裏很強大、很強勢。慢慢,你會發現自己所接收的資訊愈來愈統一、類似,最終失去了自我的修正能力。而走出了這窄小的困獸鬥之後,你則會發現自己一事無成、什麼都做不了,什麼都不是。你以為自己能在一方稱王稱霸,他朝必成龍,到頭來卻原來只是一廂情願,被人用完即棄。

象牙塔,會出現這個現象。社交媒體,也有這個現象。政壇,更必然存有這個現象。只停留在自己所習慣的生活圈子當中,也有這個問題。要解決,你必須跳出為自己所設下的框架或圈套,敢於跟持不同立場者周旋及聯繫,但同時不可埋沒自己的良心、失去自己的理智及願景,為了迎合某一邊或某一派別而不敢說逆耳之言。繼續的講真話,但要有技巧地說好話,做實事。

同時,要在任何社會裏面實踐理念,你必須跟各方周旋、合作。我從來都不相信小圈子、更不相信透過排他手法能爭取為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排他、記仇者,不適合從政,也不適合當朋友。說深一層。你是人,他們也是人,對家都是人,為何只有你的需求值得重視,他們的需求,我們或你們便可以任意忽略?要推動改變,需要持份者──包括當權者──的首肯。將有權有勢者妖魔化、針鋒相對、指出對其所有的不滿之處,這是個人應當能做出的選擇,卻也是一個對不起群體及結果的做法──因為這樣做法,根本不會為社會帶來改變,也不會令權力架構對你另眼相看,更不能將民眾聲音帶進體制當中。

同時,在一個撕裂非常的社會當中推動公共政策落地,你需要魄力及願景和公民社會接觸、交流。當中也許包括政見與你不盡相同、立場與你迥異,甚至對你懷有個人質疑及仇恨的人士。這是理所當然,也是參與社會事務者必經之路。不願意跟「政治不正確」的人溝通、透過同理心感受他們的悲和痛,你只能是服務局部少數既得利益者的棋子之一。這是政圈的現實──你要得到進入權力結構的入門券,往往要滿足入局的門檻。但門檻的設定,必然會令某些民眾對你心存芥蒂,最終你必須要克服自己的內心掙扎、以果斷、勇敢的態度堅持到底。

當然,與各持份者合作,不能只是為了「轉達聲音」,也是為了落實政策、在推動政策過程當中促進共同協商及倡議,當中必然包括非主流或大多數的聲音,也要涵蓋缺乏政治資本的弱小群體。這些群體未必能投票給你、未必能為你提供政治籌碼或資本,但對他們負責任,是你本份內應該做的事。若從政只是為了服務擁有豐富財政資本及政治資源者,那從政的決心,似乎是放錯了位置──倒不如從商為私,透過賺取個人利潤,更能盡早地到達彼岸?

結果證明一切。有人說,你要所有人明白你,真的不容易啊。無論你是書生還是政客、商界中人還是作家,要世上所有人明白你、認同你,這是不可能的任務。若你爭取到自己想得到的結果,而所達致的結果是在不違反道德規條的情況下,所能爭取到的最佳成果,那你就應該問心無愧。問心無愧之下,又哪怕別人對你冷嘲熱諷?又哪怕別人對你誤解抹黑?

三、落實改變,究竟是什麼樣的改變?

改變可以落實,而落實的層面,有很多層。你改變的,可以是個別結果或個人想法,一時之間得到良果,種瓜得瓜。你也可以選擇着重個人,將賭注全盤押在你個人的表現及事業成就上。有些人會選擇與制度硬碰硬、對撼,務求將制度拖垮及讓其崩塌。

也有人相信,改變固然必須牽涉到結構及程序、而不是單一的個體──推翻一兩個具體方針或換一兩個人,也許有助於改變一時三刻的怨氣或形象,但無助於確保管治質素得以長遠的提升。我們求變,但變不能只是曇花一現,而必須是覆蓋着程序的設計及落實。有聲音說,香港政黨沒有治港人才──一邊只懂得「破壞」及「反對」,另一邊只懂得「表態」及「獻媚」。而在傳統反對聲音消退的情況下,後兩者行為模式似乎佔得上風。更有聲音表示,「愛國者治港」是「賢能管治」的死期,也象徵着香港管治的沒落。

然而,這個現象並非必然。我曾與不少建制及泛民朋友、對香港現況抱有不滿的夥伴聊過,其實問題並不在於「建制派要愛國」,或「治港者一定要尊重中央」這兩點上。問題在於建制、管治、參政者本身的素質。若愛國者能夠反映港人意見、落實對絕大多數港人負責任的管治、 不畏官僚中間人及自身仕途可能蒙受的風險及損失,有那句說那句,在解決深層次問題時候能眷顧港人觀感及主觀意志,也同時做實事,相信市民及坊間對「愛國者」的觀感必然能得以大幅提升。若對中國抱有透徹國情認知及具備愛國情懷者,同時能明白為何有不少港人仍對現狀感到絕望及失望──再能對症下藥,應對及化解他們的質疑,那愛國自然毋須與愛港走上對立面,更反而是相輔相成。具備良好國家觀及對中央的認同,才有落實惠港政策的空間。有對香港全面及根本的認知,才能對中央負責任。

這也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愛國家而同時愛香港支持體制,同時認同體制以外的部分批評聲音當中的批判。這些雙性描述及形容,似乎愈來愈少人願意接納或相信。現在似乎出現一種畸形(但實際上很容易了解的處境),便是若你跟體制有聯繫的,你便一定是站在港人的敵對面。若你支持理性民主的,便無緣無故被打造成違背國家及中央、違背政治「正確」。這是荒謬的。若體制看到的反對聲音,都是「反中亂港」、若民眾看到的體制,都是諂媚奉承的政治投機者,試問雙方之間又怎能有信任?

而信任的建立,是艱難的。敗壞信任,失去信任,很容易,只需要各走極端、自說自話、互相猜疑、互相攻擊。但要重修關係、重建各方之間的了解及認知,是困難的。求名、求利、求權者,當不了橋樑,只能充當白手套及面子工程,或成為走向偏激的聲音。但要充當良好橋樑這樣的工作,不容易,也很容易犯錯。唯一期盼的是,有足夠的同路人會諒解、理解,那就足夠了。

知識分子的應有之義,是一道很有趣的命題,「義」,可以很闊,也可以很窄。有人會為你加上各式各樣的標籤,扣上各種帽子。但其實到頭來,你對得住自己,對得住自己追求的,那已經是很難,很難得的了。共勉之。

黃裕舜

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時代雜誌》及《外交政策》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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