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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4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還要多少間劏房?

端午節前夕,我去了數間位於荃灣中心的籠屋進行節日探訪。

那天上午下着傾盆大雨,下午剛好趕上雨縫,一鼓作氣地衝上了某唐樓一樓。

門口甫打開,只看見一個狹窄的巷子,穿梭在一條又一條的電線之下,曲折地連接着一間本來1000多方呎的單位內,拆分成五個「細單位」。每一個「細單位」裏面平均住着三至四個人,讓整個「大單位」總共容納了20人。平均每人佔50方呎。

第一個單位中的阿萍(化名)是一名新移民,十年前跟隨年老的母親到港,為求改善生活。她結了婚6年,生了兩名孩子,5年前搬出來住,在現址住了3年。冬天時候,絕對是「風涼水冷」──若忘記了繳交變幻莫測,突如其來的電費,則會被「斷熱水」。刮起西北風時,透風的牆壁會讓北風狠狠地湧進四壁之中。

未裝冷氣前,夏天之時,室內平均攝氏35度。裝了冷氣後,還好,下降到28度。據聞每個月的水電煤,比公屋租金還要更貴──業主會不定期地「抽查」,宣布將柴米油鹽等的基本盤「加價」。煮飯的地方,便是在廁所及洗滌之處旁邊。這裏是他們一家人在父親放工之後難得敍天倫之樂之所,卻並不能讓他們安身。來了香港多年的阿萍,操着一口流利廣東話,卻只能慨嘆,「始終唔係本地人,僱主睇我哋都係唔同啲。反而酒樓個啲客,就對我們無乜嘢。」

到港的新移民有一種根本的尷尬。他們在香港這個貧富懸殊、弱肉強食的社會中,艱難地尋覓容身之所。對於反對政府的不少人來說,他們不是「自己人」,並往往因為他們的出身而不獲社會大多數人的同情──「係佢哋自己攞嚟的」,甚至是「滾回大陸去吧!」這些口號,很容易說出口──直至說話者與這些人親自對話,也許才會出現些少不同。

不過新舊香港人,在這裏都是不外如是,因為昂貴的租金、比長江還長的公屋輪候隊伍、遲遲未到的政府支援、冷酷無情的官僚樣板主義,在這裏讓他們都是同病相憐。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移民到港的印度人、被極端建制封為「假難民」的真難民、老人家、年幼小孩,在這裏君體均相同。他們都是同一屋簷下的陌路人,也是命運迥異的同路人。

冷漠而簡陋的木門,隔絕着窄巷和每一家的劏房戶。旁邊那家人,是一家在港土生土長的「真.香港人」。那又如何?

*  *  *

公屋的嚴格入息審查,造就了一種畸形現象──在入息標準線以下的家庭,才能獲得公屋派發機會。一個4人家庭,公屋入住入息上限乃是每個月30950元,或是整體資產值不超過54.8萬元(2021年4月開始生效)。輪候公屋的,也不能超過此數額。這變相導致了兩大問題出現。一,便是家庭或夫婦為了一幢樓,大有可能會自我約束,不讓自己賺多過這所謂「上限」的金額,並在上樓與經濟往上爬之間,選擇前者,放棄後者。經濟學學者艾斯特(Jon Elster)稱此為「局部極大值陷阱」(local maximum trap)。有些吃瓜子觀眾則會毫不留情地稱之為「不思進取」── 但說這些話的人,似乎也沒有將心比己。當收入往上爬所帶來的利益可能是有限,甚至是不存在之時,與其賺多一兩千,倒不如放棄往上走,繼續輪候那一幢看似遙不可及,但仍然可觸碰的公屋?

二,所謂的「夾心階層」,正正便是此問題的最大受害者。這些人士,收入比普遍公屋住戶來得稍微高點,卻未能讓他們能夠享受任何所謂類近中產階層的生活模式,故他們只能無奈地接受「中產未滿,貧窮以上」的四不像位置。夾心階層不是一個必然──若一個社會的安全網能設置得夠高、夠穩妥,相信中產與能得益於社福支持之間的「夾心」,壓力必然能得到疏導,甚至可以徹底消除,確保社會上每一個人皆可以「安居」,哪怕其仍不能「樂業」(自置物業)。

這也正是阿美(化名)一家人如今面對的情況。阿美資產雖然符合公屋資產審查,卻因為丈夫正在就業,而不能申請失業救濟援助,更不符合種種政府福利苛刻的要求。固然家庭仍有收入來源,但收入並不穩定,也不足以養活一家四口。等待上公屋,已經等了3年有多,卻因為不知在此基礎上如何去申請加速或加快過程,而被困在無樓一族的生活之中。

今年3月底前,香港總共有超過15.3萬宗一般公屋申請,另外還有10萬多的配額及計分制的非長者一人申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8年,較上季升了0.1年。須知道平均值本身乃是一個未能反映事實全部的數字──平均是5.8年,意味着有不少人輪候時間超過這個數字。政府至今似乎仍未公布輪候最大值,反而社聯18年的調查發現,最長的輪候時間乃是十年──人生有多少個十年?沒人可以預算,可以得知。

阿美不善於填表格、更不是一個深諳香港政府官僚系統運作模式的市民。她只是個育有一名十歲小孩和一名三歲小孩的母親,正在努力平衡照顧家務及在疫情下應對沒得回學校上學的小孩需求。平衡,很難。一天的時間只有那麼多,她根本並沒有多餘能騰出來的時間,讓自己可以「進修」、「增值」。這些口號,掛在口邊的人,不勝其數。真正了解到現實中貧苦大眾所面對的困難及障礙的,只有那麼多。現實中能夠真正體會及體現進修所帶來的社會流動,更是「鳳毛麟角」── 幾近沒有可能。

她丈夫是一名地盤工人。

「他有沒有保險?」

她不知道。

丈夫沒有合同,所以只能充當散工──早上前往遠在黃竹坑的地盤,晚上當看更,每天只能在下午那短暫的數個小時休息。休息處,則是一張破舊而攤在地上的地氈。為何?因為雙層床不夠位,大兒子有哮喘,所以睡在通風相對較佳的頂層。小兒子怕黑,所以阿美只能蜷曲在下面那一層陪兒子入睡,老公則打地鋪。數個星期前,「屎渠」爆了,糞便污泥濁水紛紛湧現出來,水浸到腳丫。阿美唯有跟丈夫落手落腳地將地下清理,以一重又一重的漂白水來進行消毒。

筆者本來想將多幾張惠康消費券派至她手中,她卻說:「不要,不要!」才發現,常常以救濟心態(Savior Complex)去看待事物及我們主觀認定需要幫助的人,未必是最為尊重或對得起他們的作法。尊重與救助,兩者之間似乎存有一層薄薄的矛盾張力,也是一個不可僭越的神聖底線。但底線制定者,遵守者,又是何人?

*  *  *

來到最後一家──也是三家劏房中最細,最小的一間。只見失靈的空調下,兩個電動風扇在悶熱中快速旋轉,鼓動着緩慢流動的空氣。這裏的雜物堆放至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乃是那嶄新的雪櫃,貼在油煙熏黑的牆壁邊上,格外耀眼。一問,才發現原來是善心人,透過區內的中小型慈善機構,捐贈予該家。小房中的前半部是他們的「客廳」;而所謂的「睡房」,便是以塑料板分隔開的「後半部」,裏面擁擠地逼着兩大兩小,以及兩張被子。

月租多貴?盛惠5500元。水電煤另計。生活費來說,一家四口,每天150到200元左右,一個月都要花費8000元有多。再加上書本、校服、衣服等零碎消費,基本上所剩無幾。所謂的積蓄,若好運的話,可以一個月儲到2000至3000元。倒楣的話,若遇上不測風雲──包括臨時業主心情不好,臨時加租,則只能無奈地「清零」。只有丈夫工作,所以丈夫平常也不敢請假,連周末都會上班、回酒樓幹活。

貧窮是一個很昂貴的經驗。2014年美國《大西洋》期刊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著有一篇文章「It is Expensive to be Poor」(貧窮很貴)。貧窮會令人更容易生病,更因此而容易患上精神疾病。貧窮也可以令人墮入破產或幾近破產的陷阱,負債纍纍,直至傾家蕩產,也走不出貧窮的困境。最後,貧窮可以磨滅他人的志氣,讓人感到絕望,對政府及社會失去信心或希望,每天都是以行屍走肉的模式生活、存活。

扶貧濟困,本應是天經地義,現在卻似乎變成了芸芸政策方針裏面的一二。縮短公屋輪候時間、確保香港房屋供應得以提升,這些都是歷屆特首及特區政府班子多次作出的承諾。羅馬當然不是一日建成,我們也不是要求能在一時三刻之間,解決香港盤據多年的深層次矛盾。但每當政府官員出來說,房屋及土地問題必須「從長計議」時,我腦海中不禁泛起一連串問題:

還要多少年,政府才會行動、才會為港人創造真正可持久的房屋供應,讓普通市民可以毋須長達二十年不食不喝,才能上樓?

還要多少次政府換屆,香港絕大多數未來主人翁、咱們下一代,才能在畢業3到5年後首置物業、成功上樓、組織一個具有尊嚴的家庭生活?

還要多少個蝸居及籠屋,港人才能租到一間可供人住的樓、或生活在一個可為人道的生活空間?還要多少間劏房?

Bob Dylan 的一首名曲,當中有經典數句: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黃裕舜

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時代雜誌》及《外交政策》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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