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3日

再談歷史終結論（二）

上周談到福山所提出的歷史終結論的根源及本質為何。今期我們深入探討歷史終結論的數個假設，以及當中的謬誤。

過去一周，世界各處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現象、悲劇及動盪。全球民主大國印度，新冠疫情嚴重、民眾亟待救援。

實際上，無論是中國的疫苗外交、西方的醫療救助政治，這些遠水，皆救不了印度普羅大眾所遭受的近火，並不足以讓他們免於承受當地中央政府無能、所鼓吹的泛科學無知文化、交通和醫療配套等不足的深層次問題下的蹂躪；再加上因為政府反應緩慢，導致一發不可收拾的變種病毒，令過去一周印度每日確診人數大幅攀升，全球染疫和病亡紀錄不斷刷新。

一、論印度民主制度及政治研究之老生常談

有人說，印度現況的狼狽不堪，正反映出民主制度的根本性缺憾。但這種論述，實為有欠論證。印度現今呈現的深層次問題，很大程度乃是獨立於其是否民主國家，這個政制性問題。民主不是萬靈藥，並不能具備治癒極端城鄉差異、文化分歧、宗教矛盾的「多元社會」之瘡疤撕裂之功效。同時，印度選舉往往充斥種票、買票、貪腐、作假等扭曲狀況，讓其選舉的實際民主性存疑。

假設印度並非一個民主國度，而我們又怎能定奪這個「平行印度」的管治情況，就一定會比現況理想？若民粹狂人總理莫迪具備比他現在擁有的更多或更為堅固的管治威信，能夠動用印度軍方和各省份所有的官員，推動其反口罩、反衞生的反智思緒，相信屆時印度當地不少省份（包括較為相信科學、遠離極端民粹思潮的省政府）只會陷入更嚴重的水深火熱當中。一個非公開政治體制，加上一個獨裁的統治者，只會導致車毀人亡。

坊間常有不少評論，拿着一兩個民主政權例子及其存有的問題，然後便上綱上線地表示「民主制度已經過時」，又或者表示「民主並非良好的管治機制」。事先聲明，我乃是一名對西方民主制度並不抱有失實浪漫化情感的政治學研究生。我絕非「民主制度」的「鐵粉」。但在此我必須說一句：以上這種意識形態主導的評價定論，與西方某些輿論家表示，任何「非民主制度」皆一定會以失敗、崩潰、民心流失等結果告終（詳可參考歷史學家費格森（Niall Ferguson）對中國的最新判斷及推論，雖然他曾經也是「中國崛起論」的堅實倡議者之一，又或者可拜讀詛咒了中國二十年有多的章家敦之流的言論），又有何分別？

政治科學重視的是科學性調研及比較，而不是尋找「他鄉」中符合自己的例子，然後匆匆作結及了事。要從印度這一個例子上論證民主制度的優劣，我們首先必須回答幾條問題：

（一）印度是否可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選舉民主國家？何謂真正民主國家？在尋覓定義的過程當中，我們是否犯下龍門任搬的低級錯誤？

（二）沒有了選舉民主制度的印度，又會如何？權貴政治、宗教政治等的後遺症，會否比現況其實更為嚴重，對民眾的壓制更為苛刻？抑或是，透過類近中國模式的理想版本，印度能夠在強勢統治下，走出低效率及民智未開的結構性問題，從而邁向一個現代化而先進的社會？

（三）若我們難以直接回答第二條問題（因為這乃是建基於歷史性假設﹝historical counterfactual﹞，而並非實際發生的事情﹝actual event﹞所衍生的推論），那到底世上有沒有一個類近非民主印度的「平行例子」，可供我們參考和比較？

（四）就算印度是一個選舉民主國家，我們又有沒有理由排除，它其實是一個特例（anomaly），並不適用於提供可被廣泛引述及應用的原則（generalisable principles），去解釋其他民主國家的行為及狀況？

回答不了以上四大問題的人，根本沒有資格去論斷印度的民主制度，是否印證了民主制度已經「玩完」、已經「爛晒」。若印度根本不是民主國家（一）、去民主化只會令印度情況更為惡劣（二）、我們難以論證（二）是否正確（三）、印度此例子沒有可比性（四），我們又怎可以匆匆地定論，民主不可行？

二、歷史終結論的三大假設

同樣道理，我們可以將之放在歷史終結論的撰述剖析層面上去說：正如坊間對印度評價缺乏歷史及政治學根基，現時有不少「歷史已終結」的支持者，也同樣地欠缺最為基本的批判性思維，讓他們能夠真正地印證此立論。依筆者所見，歷史終結論具備三大假設。

這三大假設，對於論點成立及完整性來說，缺一不可：

第一，普世性假設（universality thesis）：歷史終結論假設，對於世界上所有國家的人民來說，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參與自由（freedom of participation）及直接/間接代表（direct/indirect representation），乃是不可或缺的。此前提（premise）具備兩個次前提（sub-premises）：首先，民主制度乃是必需品（necessity），民眾必須要生活在選舉民主制度下，才能真正地確保關鍵利益能得到保障。

其次，民主制度乃是足夠品（sufficient），民眾只要生活在選舉民主制度下，便能確保關鍵利益得到保障。此假設並非筆者憑空捏造，而能在福山多次有關民主制度的言論中看出：他認為選舉民主乃是唯一能「尊重」個人權益及道德地位（moral status）的政治體制。

第二，單線演變性假設（linear progression thesis）：同時，歷史終結也假設，歷史乃具備「單線演變」的特徵，也即是說，其會朝着某一個特定的方向或目標進發。波普爾（Karl Popper）口中批判的，及馬克思主義中常出現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正有此意，在歷史主義者眼中，歷史能讓我們窺探到人類進程定律一二，而我們也必須從過去尋覓將來的軌跡，就着人類將來演變做出建基於歷史的推演。福山的論點，正正假設着全球各國皆是向民主制度進發，而任何非民主體制的崛起，皆是一個「短暫」的中轉站或中途點。

第三，持久性假設（endurance thesis）：要歷史真正地「終結」，終點狀況（end-state）必須要具備持久性。說得簡單點，便是若歷史在「終結」之後，再度經歷翻天覆地的轉變，那所謂的「終結」，便只能充為曇花一現的「假終結」。所以，若歷史要徹底地結束，其必然是走到了一個終極模式，此模式也不會在將來所發生的種種下經歷巨大改變。以福山當年的論點來說，他認為世界踏入了（選舉）自由民主階段之後，從此不會再有真正可跟此制度分庭抗禮的「新制度」出現。當然，福山及後多次「戴上頭盔」，為以上「將來」加上了「可見」二字；言下之意，乃是其現在暫時看不到能取締民主制度的另類模式。

三、為何要相信普世性假設？

支持着以上所謂「普世性假設」的論點，有兩個。首先，乃是從所謂的社會心理學角度出發。福山在建基於歷史的分析中，綜觀世界各地，國家人民大多數皆希望自己能某程度上在權力及管治結構中得到代表。任何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想的人，若被告知必須遵守及接受某一套官方壓下來的管治倫理，而同時卻毫無影響或主宰政策及方針的能力的話，相信心中起碼會打一個突，甚至對這「壓榨性」（extractive）體制感到反感及不滿。

須知道，此心理上的主觀不滿與結果無關，就好比可能某癡肥人士有一日在街上被人挾持，帶到一個健身房，關在裏面被迫運動兩個月。結果他的健康可能大為改善，但這並不足以抵消他自主權被挾持者所扼殺，令他所產生的憤怒及不滿。這些主觀情感，並不會隨着自身結果改善而輕易消逝。

再說，從道德哲學角度來說，作為思想及行為自導的個體，人民擁有一種絕對的自主權（autonomy）。此自主權除了反映出現實中的狀況（例：人實際上往往想做出一些符合自身意願的選擇及價值判斷），更是一種對他人行為的道德訴求（moral demand）。須知道，法律限制、政府稅收、人口政策、土地計劃，這些種種政府所支持及推動的架構，皆會對人自主權造成某程度上的限制（restriction）。

若要這些架構向人民所加以的威逼（coercion）符合道德論證條件，則必須在兩個層面上符合最為基本的道德標準：第一，其所衍生的政策方針，必然不能侵害任何人的最為核心自主權，也即是說一個道德公正政權並不具備強迫任何人在普通情況下犧牲生命或身體自主權的權利。第二，其所本身挑選管治者及管治方向的機制，必須反映出人民的政治自主權，也就是說人民應當有權利決定，誰人操生殺大權、誰人有權定奪法律、誰人應當掌控稅收庫房的鑰匙。在西方政治哲學倫理中，這些重大決定的決定者，篩選過程若無足夠的問責、足夠的民意代表，並不能稱得上為道德上正當（morally justified）。

四、駁論：選舉民主真的是普世價值嗎？

近年來常有國內年輕朋友問我，為什麼美國人會支持一個處理新冠疫情乏善可陳的政權？我則會回答：首先，拜登上場以來，在白宮推動的有效疫苗接種及社交距離措施下，當地感染率及案例皆大幅下降，疫情初步受控。第二，美國人在歷史及文化熏染下，大多重視公民自由、私隱權、小政府等價值觀，所以對「有效抗疫」的代價，必然會有卻步。

同樣道理，我在跟不少外國朋友聊起中國抗疫政策時，他們總會覺得內地封區及強制檢測等措施，對公民私隱權及人身移動權造成不可思議的破壞。我此時則會反問他們，「為何你覺得你們所提倡的價值觀，就肯定適用於絕大多數的中國國民身上？」

我並不相信中國是一個單純的儒家或社會主義社會。現代中國，夾雜着二三十年代蘇聯共產主義的痕跡，也有着千年儒家傳統的遺跡，同時崛起着一股獨特的中式資本主義，甚至還有正在萌芽的非西方自由主義（non-Western liberalism）。對，我們不應受本質主義（essentialism）蒙蔽，一竹竿打一船人，以東方主義的眼睛，認定所有中國人都是以群體利益為主、對個人權利視若無睹，主張群體永遠大於個人。

但同時，我們必須面對世界文化多元現實、必須了解到，「絕大多數中國人對管治的追求及價值觀，與西方國民無異。」這個說法，是一個不切實際、掩耳盜鈴、文化自負（hubristic）的說法。

常聽到有人說，民主並非普世價值，而純粹是西方國家帝國主義所構建出來的價值觀，但這種說法，往往忽略了，在亞太地區（包括大中華地區、東南亞等地），在不少民調研究當中，當地居民對民主的嚮往度，皆是居高不下，而並非「反民主」。世上很少國度的人民會說，自己支持反民主、支持帝制復辟。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及史天健1990年在中國當時所進行的民調顯示，55%人口認為中國當時需要更多的民主，但高達76%被訪者認為中國民主必須由中國共產黨所主導，也有超過三成半人懼怕民主制度中產生過多政黨，導致社會不穩。有個別西方媒體表示，中國人民受「洗腦」去反民主，這種論述似乎有欠公允，對國人不公。總括而言，正如以上支持普世性假設的第一論點所言，綜觀中西，絕大多數人類皆希望自身的聲音在制度中獲得代表，能夠主宰制度結果。

民主不民主，不是重點。重點是，何謂民主。常言，魔鬼總是在細節當中，The Devil（which we may or may not know） is in the details.

日常生活中我們所提到的所謂「民主」，大可以兩種不同定義去描繪。程序性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講究的是在政策及政治領袖挑選過程當中，人民能夠均衡性地參與在決策過程當中，政權確保每人有平等發聲機會以及參與空間、同時也要確立公民在主導或影響管治決定時的個人安全及群體權利。結果性民主（outcome democracy）看重的，則是在政策結果層面上，將公民實際權益、利益、能力、機會最大化，從而達致民眾對人生的「自我主導」。

程序性民主往往有助於促進結果性民主（這也是為何獨裁者管治下，不少國家往往生靈塗炭、國民顛沛流離）；但我們必須了解到，結果性民主，並不一定需要程序性民主，所以程序性民主，既非結果性民主的必要條件，也非足夠條件。若人民利益與管治者利益重疊，或在官員挑選提拔過程中必須達標才能晉升，儘管這些體制未必有任何民眾直接參與在遴選或執政過程中，卻仍能確保在體制內成功的決策及執行者必須將人民利益最大化，從而符合結果性民主標準。這些結構應當如何設計，怎能確保參與者能夠持久地將公眾利益最大化，這些問題，接下來筆者將會詳細探討。

不同的社群及思想共同體，以及結構中的次結構及較為細微的民眾群體，皆對程序性民主及結果性民主有不同程度的追求。有不少西方國家的民眾希望管治者符合程序公義、滿足到他們在觀感及對於政治挑選過程的需求，並因此支持各式各樣的選舉民主，這並沒有錯。同樣地，在西方以外的國家，有不少國民認定自身國家（非公開選舉主導的）體制能為他們帶來結果性民主、高效率管治、真正持久經濟增長及穩定發展，這也沒有錯。而時至今日，最令人無奈的，正是不同社群與社群之間的排斥性糾紛，以及各個共同體對於體制內的少數聲音或異見的排擠及壓榨。一個理想的世界，應當充滿着成千上萬、多姿多采的自願共同體，讓人民可以自行選擇管治自身的政治體制之遊戲規則及主要原則。

所以，且當福山對民主制度的鍾情是有根有據的，這也並不代表西方國家所奉行的民主乃是民主的唯一理想狀態。當然，我們要防這種「思維盲區」，更要提防「魚目混珠」。

世上不少管治者，也會以所謂的「民主」包裝來遮掩自身的腐敗及道德崩塌。希特拉當年界定自己的政權為所謂的民主政權（有不少反對民主者很喜歡藉此大做文章，表示「民主也可以獨裁」，但納粹德國並非一個民主政權，而是一個法西斯政權）。但在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之間，該政權是否民主，相信歷史自有公論。

抽離點來說，民主固然是管治的一大要素，但我們不應視其為正當管治的唯一要素。社會穩定、經濟效益、執政效率、這些皆是世上不同政治社群內在界定及重視的衡量標準。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歷史、經歷、文化、宗教觀包羅萬有，所衍生出來的道德價值觀及標準，也有不同。沒有誰比誰更高尚。沒有任何標準能充當管治「唯一」標準。西方模式的選舉民主，是真正能夠放諸全球的唯一及普世價值？

恕筆者不能接受這種說法。

五、結語

下周，我們將會繼續探討剩下來的兩個假設：「單線演變性假設」及「持久性假設」。這些假設背後，反映着不只是近代歷史中西方對政權演變及發展的執念，更是二十一世紀的意識形態之爭。

我們可以如何將這些理論辯論及糾紛，從政權之間的爭鬥抽離出來？而這樣做，又有沒有可能？這些種種問題，容我們下周再談。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時代》雜誌及《外交政策》撰稿人、羅德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