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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6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再談歷史終結論(一)

隨着新冠疫情的爆發,以及中美交惡,世界各地捲起一股深層次的反思,反思管治倫理及邏輯。筆者最近看見坊間浮現不少「民主並非萬能」的論述,皆表示過去一年半疫情下的事態發展,充分展示出民主制度的不足及缺陷。這些論述家往往藉此機會順勢推舉集權非民主制度,並指出「歷史終結論」並不成立。就拿當年傳為佳話,國內名家張維為與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一場世紀辯論,張便曾指出:「從人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方這個(民主)制度在人類歷史上可能只是曇花一現」,而我們現在看到的,「可能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什麼叫做歷史終結?福山的歷史終結論(The End of History),源於他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乃是他應對當年蘇聯解體後所著的一本應世評論之作,卻在各方吹捧及輿論聲音下,盲打莽撞地成為了此位政治學家「一世英名」的招牌,可謂是其最為深入民心的普世貢獻。

無論是此書部分的內容,還是及後坊間對此書的評論,皆充斥着不少主觀意識形態主導的情感投射或不存在的客觀假設,讓就着歷史終結的辯論無疑添上多幾錢「政治化」。有不少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皆利用福山的論述框架以印證自身在世界各處「鼓動民主發展」的工作。但在提防別有用心者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正視此理論的歷史性,透過當年出版的時代況境,理順福山的原意及理論基礎。說到底,他的論點固然有其不足,但若一味為了猛攻福山背後所代表,或是我們為他所扣上的意識形態,而忽略了其實際的論述操作及歷史背景,則有違最基本的學術嚴謹,有欠公允。

何謂歷史終結論?要全面評價歷史終結論,我們得首先了解福山所提倡的原意為何。

下周我們將會詳細探討歷史終結論的局限及限制。但今周,我們先要確立「目標對象」,才能對症下藥。所以,筆者且以以下數點做歸納,讓讀者參考:

一、歷史為演進過程

第一,福山認為歷史本質上是一個具備演進性(evolutionary) 特徵的過程,但演變到一個點,便會達致「終結」之時,而不會再在根本問題上推陳出新。因此,在此框架下的後冷戰世界,歷史雖然仍會出現個別「事件」或「人物」所推動的自主性行為,但最為根本的矛盾將會不復存在。哲學家黑格爾(Georg Hegel)認定,歷史乃是透過辯證方式(dialectical method)所演變出來:正所謂正、反、合。在思想史層面來說,正及反可能指的是某一個特定意識形態(ideology),而他們兩者之間的合,則為他們之間糾纏鬥爭下所衍生的產物。

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將此理論框架推演至一個制度性層面,指出了意識形態不可能與管治體制所切割(類似觀點,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最近出版的《資本與意識形態》(Capital and Ideology)中也有提出),所以當某一個意識形態在鬥爭中獲得徹底勝利之時,也即是咱們人類政治體制演變進程「了結」之時。福山在1990年代初,看不見任何一個另外新崛起的「主要矛盾」,並因而判斷冷戰的結束,正正象徵着西方民主制度在全球層面的勝利。同時,正因為福山相信歷史具備一個朝着一個特定目標(意識形態?)不斷進發的結果性趨向(teleological disposition),故才有「終結」一說──終結象徵着一條漫長道路的結束,但並不代表是一切的結束(換言之,在主要矛盾以外,一切如常,馬照跑、舞照跳)。

二、西方民主制度為終結模式

第二,福山當時十分自信地咬定,除了西方民主制度以外,世界並沒可能長遠出現另外一種或與西方制度出現明顯差異(fundamental differences)的持久政權。當然,隨着國際形勢發展,以及世界各地所出現的非西方民主體制及管治模式,福山也在書本出版及後的十多年,對自己的言論進行「澄清」(或可稱為「高技巧修正」)──他最新的說法是,世界不會單純因為歷史的「終結」,因此而再也沒有非西方民主式的體制。但世上最能夠滿足絕大多數人民需求及需要的體制,始終是一個以公開透明選舉為核心的管治邏輯,讓人能夠影響及參與施政當中(註:筆者對他這一點抱有一定好奇,因為不同的民主制度──直接民主或間接民主──皆會有不同的優劣,直接民主固然參與感更高,但效率及結果素質可能比代表民主來的為低,不知道福山在這些制度當中又會如何取捨或選擇?)。

而在他今年1月18日跟《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訪問當中,福山也提到,「歷史終結指的,並非一定是一種特定的管治模式,而是一個千古不變的『框架』,而可能我這個理論所反映出的,是一種循環性﹝他在此引述《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都爾達(Ross Douthat)對他理論所提出的看法﹞」。用廣東話俗語來說,我們在管治體制更替層面上,某程度上是在「無限loop」,來往於集權、民主、選賢任能、帝王制度等選擇之間,但這些loop中的體制,有可能是這一刻當道,然後下一刻便「下海」,如此交替。

與此同時,我在此必須要為福山中後期(包括過去十多年)的言論說一句公道說話。雖然在當時柏林圍牆倒下後的政治氛圍中,福山曾經大剌剌地拋下「西方民主乃是歷史終結模式」的說法,但他也多次強調,其實歷史終結論,並不等於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一種(盲目)推崇,歷史終結,也不是美國模式。他認為歐盟,比起美國來說,乃是歷史終結更佳的代言人。福山認為歐洲的「跨國法治」及對超越宗教教條主義及國土主權的「覺醒」,反映出一種美國所欠缺的「現代主義」(modernism)。當然,這說法也有其一定的弱點:過去十年的英國脫歐、歐洲對難民的處理、歐盟內部矛盾及鬥爭,以及反移民及國際化民粹主義在歐洲的抬頭,皆是福山必須要應對或解釋的負面演變現象。

三、民主制度的益處

第三,福山認為西方民主制度能為其人民帶來數點關鍵而不可取代的益處。他並不否認極權及集權制度能夠為人民帶來經濟增長及安飽(這一點,他和亞齊默魯(Daron Acemoglu)和羅便臣(James Robinson)多次提出的「制度定奪經濟發展」(inclusive/extractive institutions)論有稍微的出入),但他並不認為這些好處足以抵過民主國家之間的相對和平(筆者對此點有保留──名義上「民主」國家之間也曾出現戰役,詳見1940年代末期印巴衝突、90年代南斯拉夫內戰)、人們參與政治的機會及開放性、體制對權益及權利的捍衞,以及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及支持等,只有民主國家才能呈現的特徵及長處。

在及後發表的多番言論中,福山表示民主國家也有自己的難題及問題,但其對反對及批判聲音的包容,讓其能夠順利地應對及轉變,化解信心及管治危機。同時,福山也有巧妙地「戴定頭盔」,指出民主國家如今因為意識形態糾正及身份政治的崛起,也面臨自身的一些管治難題,但卻強調這些難題與「極權體制」(totalitarian systems)及「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 systems)所面臨的制度性不穩,有質量上的區別。

在此,筆者也想補充一點。福山從來沒有說過,民主制度是「完美」的。他的論點是,從結構上來說,要民主國家達到最基本的質量,難度比集權國家來的為低。當然,也有評論家藉此而以「阿拉伯之春」作為一個反例,來給福山「打臉」── 但嚴格來說,阿拉伯之春後的國家,絕大部分皆是倒退至軍權或受宗教極端分子壟斷的威權體制,而並非所謂的「選舉民主」。而當時成功局部民主化的國家,包括阿爾及利亞(Algeria)在內,皆呈現出一定程度的發展及社會穩定趨勢。阿拉伯之春的失敗,反映的未必是歷史終結論本質上錯誤,而是西方思維對民主轉型的天真(naïvete)(或陰險,且看你本身對西方的評價與既有立場),以及當時推動各國民主革命人士缺乏對民主化進程的深思熟慮及計劃所致。阿拉伯之春,固然反映出虛無縹緲革命主義的自我毀滅性思維,卻並不可以作為一錘定音的基礎,以印證「民主制度本身乃是不適用於阿拉伯地區」這個道理。

四、終結論的時代背景

第四,我們必須了解福山撰寫該著作時的時代空間及歷史背景。盲目說他是一個「盲目民主支持者」,對他有欠公平。就好比我們不會跟孫中山說,今時今日中國在自己的中國模式下走出了自己的路,所以他當年不應提倡三民主義(或五權分立);又或者我們不會以莫迪(Narendra Modi)今時今日的民粹印度教主義(populist Hinduism)作為支持印度獨立後第一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溫和改革主義的論證,我們也同樣地必須懷着公允持平的態度,審視福山就着當時的政治局勢所提出的「結論」。我們可以說他就着民主演變的蓋棺定論「言之尚早」,也可以說他反映出一種言過其實的傲慢及過度自信,但我們不應否定他就着當時蘇聯解體後所提倡的說法,乃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及價值。正如歷史學家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所說,胡亂地「跨越時空」,以不合當時政治現實及作者原意的時間錯置(anachronistic)標準來衡量一個理論,不但是對真相一種扭曲,更是對歷史的根本性不尊重。

福山當時所面對的,乃是全世界最大的威權政權(蘇聯)解體之時。東柏林圍牆倒下之日,連東歐及蘇聯所屬的國家人民,也為其喝采。當然,蘇聯支離破碎之後,前蘇聯成員諸國經濟發展緩慢,民主化進程連番受阻,制度貪腐及崩壞問題嚴重,這些皆是對福山當時的「樂觀」非常有利的反例證,但正所謂事後人人皆是孔明,固然歷史終結論並不能完全解釋千禧年代初期至今時今日的國際形勢變遷,但我們也應認真看待其所包含的政治歷史觀、研究及反駁其所蘊含的假設(我們下周便會進行此任務)。

五、「終結後」的福山

以上不是一篇故意為福山辯護的「洗底文」。無論是中國的張維為、閻學通、秦亞青,還是外國的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或文化衝突輪的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這些名家學者皆有自身對福山的理智批評,值得借鑑。但我們必須認清楚批評對象,才能進行認真的剖析,否則只會淪為與「為批鬥而批鬥」者無異的低級學棍。

終結論出版以後,福山提出了兩點很關鍵的「澄清」及「改進」觀點。第一點,乃是其承認自身對民主制度曾抱有過度的樂觀,並因而忽略了民主制度內,公民權益受民粹主義、經濟不平等、金錢政治等因素所干預的結構性隱憂。同時,他對民主制度的憧憬及敬仰,也令他忽視了世界各地,對民主制度的卻步(雖然他有可能仍說,非民主國家的公民往往要慌張地逃到民主國度中,乃是以腳投票(voting with their feet)的最佳佐證)。福山承認他低估了以上種種問題可以帶來的後遺症,也令他對特朗普這個狂人的崛起意料不及。

第二點,則是其對自身理論的重新定位。如果說歷史終結論當初乃是一個「現實研判」(empirical judgment),相信對於今時今日的福山來說,他更傾向相信,此理論是一個「價值研判」(normative judgment)。他在以上提到,以及之前數個專訪中皆表示,民主制度乃是唯一能讓人類感到受尊重及認可(recognition)的政治模式,而他暫時看不到有比民主更好的替代品。

當然,福山「覺醒」後的定論,是真是假,是對是錯,且讓我們下回分解。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時代》雜誌及《外交政策》撰稿人、羅德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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