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

2021年3月15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年輕人在想什麼?

年輕人到底在想什麼?

這道問題,你問一百個年輕人,相信得到的答案,驟眼看去,不外乎都是那一籃子的答案。但若問深幾層,你會發現,你可能會聽到和得到一百種不同的答案。生於一個條件較為豐沛的我,當然代表不了所有年輕人。你代表不了所有年輕人、立法會裏面現在的議員相信也代表不了年輕人。說自己能代表年輕人的,往往也代表不了年輕人。這是一個沒有代表的年代,而在兩極化的時代趨勢下,更是一個沒有對話的年代。

但這個時代最需要的,正是對話及聆聽。

*  *  *

年輕人在想尊嚴。

香港樓價在2004至2019年期間狂升四倍,上車選擇由遠離市區的樓盤轉變成細價樓,再漸變成蚊型盤或四五十年樓齡所分拆出來的違規建築。港青畢業後,平均要等二十年才能首次置業。

人生有幾多個二十年?一名港人九十年壽命中,有超過兩成時間虛耗在為自己尋覓一個具備基本尊嚴及穩定的居所當中——試問這樣的經濟,又談何上進或整體流動?

有不少港青皆希望能在三十五歲之前搬離家中、奢望的是不再成為養育自己二十載父母人生僅餘時光的額外負累、希望能讓自己和伴侶尋找到有限的私人空間,共組家庭。現在赤裸裸的數字告訴他們、告訴我們,我們當中有一半不用問,更不用想!

有人可能會反問一句:難道,買不了樓,本質上真的是那麼大不了?

買不了樓,其實可以不是那麼大不了。前提是要有一個良好的租務或資助居屋市場,或是一個讓人在沒有自行置業情況下仍能穩定向上流的動態經濟模式。但如今香港的租金,在缺乏監管的市場下瘋狂飆升。剛畢業的年輕人想的,不是為自己增值、提高知識,而是如何能夠找到安穩的工作度日、度日如年、度出下禮拜與後一個禮拜的柴米油鹽,應當怎麼去負擔得起。

有位朋友,住在深水埗某條街上的三點半樓(既非三樓,也非四樓,很難找到在哪裏)。他本來家在上水,但奈何要每天一大早回尖沙咀返工,索性以每個月幾千塊的租金租住劏房。他白天打領呔返工,晚上回「住所」繼續工作,密密麻麻的(非機密)英文文件與天花板上的污水只是幾寸之隔。

這種生活,是不是遠離學問,跟知識大相逕庭?且看你認為什麼叫做學問吧。也有朋友,美其名就是過着一種無憂無慮的斜桿生活,講得白一點的,便是被人斷了雙腳的小鳥,只能幹着散工,不得不騎驢找馬。當每天生活,從一睜開眼到睡覺,都是一場與荷包銀行戶口消耗賽跑的競賽,試問普遍港青怎能對未來重拾希望?

常聽見聲音說,港青難以「上樓」,對社會積怨甚深,所以才會導致暴力及激進思潮滋生。先撇除「買不了樓便導致暴力衍生」這種講法當中亂七八糟的科學嚴謹性不說,如果以為單純建多點房屋便能解決問題,那「少年」,你不免太年輕了。

香港經濟沒有給予個人向上流動的空間。因此,此城也沒有談整體向上流,往前走的資格。一個人若生活得沒有尊嚴、沒有最為基本的被尊重,又怎會對這個地方產生歸屬感,怎會對這個政治秩序產生共鳴或認同感?

住在炎夏40度、隆冬5度的籠屋居民,在想什麼?

大企業、大財團、社會名流們,又在想什麼?

*  *  *

年輕人不想落後於人。

過去二十年的每年每月每日,都會聽到政府驕傲地宣告全城,香港的全球競爭力排名怎樣上升或「下跌有限」。香港在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與2018年排名相比,上升了四位。全市即時充滿了快活的空氣,引得香港眾人皆哄笑起來。可不要誤會,哄笑的原因是因為在這些排名背後,香港的制度性競爭力正在快速下滑。

深圳GDP超越香港,這不叫人驚奇──「因為深圳比香港多人嘛。」

香港人均GDP被南山超越,這也不叫人驚奇?「這是因為深圳前海,多科技巨頭嘛。」

可當國內金融界有上海與深圳、航空物流有廣州與寧波、高端科技有杭州與前海區的時候,香港是否仍能靠着虛無縹緲的排名,沽名釣譽而沾沾自喜,自我感覺良好?是不是繼續取笑內地同胞及競爭對手,便能讓我們重新找到競爭力?

先說教育。香港各間大學,驟眼看來似乎在排名上力爭上游,實在不錯。但香港出產的畢業生,現會否被各大跨國企業所青睞?二十年前也許會,現在則肯定不會。通識教育培育出的,卻是將通識等同於「師」識、「師」識則等於半桶水的「通通唔識」。大專院校的師資普遍傾重研究,將教學師資投閒置散,所以縱使香港大學擁有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薪酬條件,卻難以打動世上最頂尖的人才到港──原因不要怪政治、也不要怪在學生上,而是食古不化的政府教育政策,以及與時代脫節的大學前教育課程。年輕朋友考試多、校內評核更多,有幸到外國讀書的是少數,被迫在港打滾的是常態。這樣的教育制度,又怎能協助學生尋覓到出路?

再說醫療。在醫療體制內工作的,在疫情及整體人口老化趨勢下疲於奔命。私營醫療條件優良,吸引不少有條件和能力的年輕人離開公立系統,自創一片天。留下來的,大多數不是新人,便是願意接受與外間工作差一大截,條件苛刻的工作,承受非一般的壓力代價。稍有不慎,更會因工作原因而被捲入政治漩渦當中──所謂的「你不代表我」五字真言,其實最能妥切地應用在過去年半,被外界各勢力視為政治籌碼、卻只能淪為磨心得的前線醫護人員身上。這種的生態裏,再優秀的醫療人才,也只能空盼望一個回歸專業理性的去政治化未來。

最後,在商言商,香港得思考人力資源。一座外殼多麼漂亮的現代都市,若沒有足夠的人才支援,也只是徒然。試問世上哪有國際大都市,讀完生物學的高才理科生會被生活所迫而走去讀法律;讀完法律,因為找不到像樣的工作而要走去當保險經紀(經紀是一門優秀職業,但這完全是資源錯配)?哪有什麼「一級大城市」,每年出產大量大學生,但絕大部分大學生讀書,是為了一面沙紙、為了每個月多幾千元,但求不被此城的職場自動淘汰?

有心找答案的人,可能會舉一反三地指出其他例子:以上所說的種種問題,不是香港僅有。確實,在新冠疫情、機械自動化、智能產業普及化下,世上各大城市也有面臨滑坡下行的危機。但作為物價屋價最為昂貴的世上城市之一、作為大灣區中所謂的龍頭城市,香港不能再推搪下去,是時候醒覺了。

疫情下,失業失救失去希望失去動力雙失青年,在想什麼?

各大冠冕堂皇會所及高尚餐廳中的食客,又在想什麼?

*  *  *

年輕人在想文化。

與普遍年輕人相比,吳孟達前輩的政見,相信可以「南轅北轍」作形容。他死後,固然有個別激進分子拿他的死來開玩笑,說「護旗手」去了見老祖宗,但絕大多數網民對其死皆感到可惜。吳孟達之死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也借代那一類港產片於洪流之中的流逝。沒人的地方,也沒燈。

筆者曾與一名資深文化界前輩交談,他叫筆者把他的思路想法整合,在此刊登。我便借花敬佛,淺談一下我和他聊天的得着。依他所看,香港不是一片文化沙漠,而是一片酸土──沙漠中沒有種子,只有黃沙,而香港卻是種子處處,但種子卻因着土地酸性,在未萌芽前便被扼殺。年輕人想要屬於他們的演唱表演空間、也有人嘗試將崑曲在年輕一輩中普及化,更有人希望透過街頭舞及屋邨籃球,為塑造社區出一分力,推動向上流動及性別平等等關鍵議題。但他們苦於欠缺空間與資源,只能在昂貴物價下向現實低頭,放下籃球,立地從商。

港產電影、本土文化、香港獨有的手工藝,這些都是我們城市的共同出品,也是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歲月神偷,偷的不只是任達華或李治廷的生命,而是香港電影圈投放在新人及少數聲音的資源。樹大招風,是香港當年鶴立雞群的拿手好戲,如今卻令香港成為荷里活及國家自信之間的淘汰品。年輕人熱愛本土文化、本地旅遊、本地生態保育,不是因為他們故步自封,樂於被困在擠擁的寸金尺土上,而是因為他們嘗試在這個亂世中梳理出一套自己能明白的邏輯而已。

但可惜光陰不會為一廂情願的羅曼蒂克放慢腳步,並只會將沒有資源、沒有人脈、沒有關係的聲音及價值觀取代,汰弱留強。甚至有聲音表示,香港若要融入國內,便必須放棄自身文化,「擁抱」國家的文化,將香港文化埋沒在硬性規定下。

但這些思維,對中港融合來說,並非一件好事。若你假日到西九文化區一逛,不難看到一家大小、一眾青年夥伴樂也融融地玩在一起。尖沙咀碼頭八點半後,是廟街音樂和謝安琪翻唱的熱點。尹光曾在旺角街頭上與年輕人夾band,獻唱《荷里活》與《雪姑七友》。這些跨越年代、超越政見的純藝術交流,本應是修補裂痕及文化代溝不可多得的要素。音樂是共通的語言。藝術是共融的媒介。

香港認清楚國家所需,與國內其他城市繼續增強聯繫合作,此乃是香港作為國家一部分的分內事。但這是否等於要港人完全摒棄自己的文化,矯枉過正地埋葬自己城市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呢?國家與本土、國與家,從來都不應是一種二元對立。

上海有沒有文化?從綻放歷史的上海灘到後現代化的陸家嘴、從華山路古色古香的租界建築物到萬家燈火的豫園,這些難道不是文化嗎?

北京有沒有文化?從延綿不絕的八達嶺到曾經譽滿京城的全聚德、從後海酒吧街到朝陽區的奧運會主場館,這些都是文化,都是一國之下,北京土生土長的文化。

甚至曾被稱為文化沙漠的深圳,近年也漸變成「文化綠洲」—— 疫情過後,大可以北上去看看,也許你會感到很驚奇,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現代新文化竟然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周末會北上消遣、喜歡喝喜茶,但同時是泛民支持者的年輕人,在想什麼?

口裏說很愛國,要香港向國家文化「取經」,心裏卻很不愛國的政客,又在想什麼?

*  *  *

年輕人想善治,想要一個以民為本的政府。

此時此刻,有不少讀者可能會問我,你為何將房間中的大象視若無睹?難道港青追求的「民主自由」、「政改普選」等價值觀,這些都不重要嗎?

把這些議題放到最後,不是因為他們不重要,而是因為筆者並不認為,把所有香港年輕人的不滿和訴求皆歸咎為「沒有普選」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同時,作為一名一直都支持,現在仍然支持在合乎各方利益的政治現實框架下落實真普選的「真心膠」,我不想以惹火而多方不討好的立場作為開頭,實行未講先「趕客」政策。

但不得不反思的是,在不少問卷調查中高踞八九成年輕人支持的「落實普選」要求背後,究竟反映着什麼樣的年輕人心態?到底港青要的,是否便能以「無樓住所以唔開心」做蓋棺定論、又或是否一句半句「民主自由」便能妥善地概括?支持落實民主,是否便是等同於反對中央、反對中國、反對「一國兩制」?這些問題中,實在有太多錯誤的假設及誤解、太多的情感勒索及政治騎劫,謬誤罄竹難書。

據筆者所見,港青之所以想要民主,乃是對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管治乏善可陳的一種回應。須知道,從政不容易、施政更不容易。港府在太平盛世當中,平心而論,也許不算是過於惡劣。但一來,在面臨財富不平等、環球經濟危機、新冠疫情、政治漩渦等一次又一次的危機當中,管治者並沒有呈現出管治者應有的承擔,而施政者也因着種種既有規條與教條而墨守成規,以官僚主義壓到一切,甚至壓倒民生。二來,體制整體分工毫無效率可言──本應是為政府提供政治援助及理性支持的部分建制派,只會依賴着中央的信任而在港「自立山頭」,以中央之名行有違中央利益之實。三來,本應具備與市民對話、與反對聲音力爭己見、知所進退但在大是大非之時堅守政治底線的進諫議政者,卻在政治風暴中袖手旁觀,為國家添煩添亂。

有的說,我們不能太個人主義,只看個人處境及感受,而忽略了香港整體仍然存有的欣欣向榮。中港融合下,香港機遇處處,只待有心有力的港人去把握。

但事實上,不是所有北上發展的港人,都能成功融入當地工作文化。長年累月,只懂盲目吹奏口號式「北上愛國」的投機分子,也沒有嘗試好好去了解,為什麼普遍港青對回內地發展抱有疑慮。現在香港回歸已經接近24年,也是不是該好好反思一下,為什麼一河之隔之地──也是我們自己的國家──對那麼多港青來說是陌生之土?為何民心回歸談了這麼多年,管治班子卻在培育國家歸屬感層面上不進反退?

解鈴還需繫鈴人。經常往返內地工作的港人,對國家判斷,往往會與從來沒有到過內地的港人有着天淵之別。北上回國走一趟,你會發現我們這個國家固然有其弊端陋處,但也會發現我們對其存有的固有偏見,其實很多都是子虛烏有,或是與時脫節地與事實不符。有人說,大陸人常常被人「洗腦」,但我所認識的內地頂尖大學畢業生,往往都是努力不懈、擁有也許與「西方思想」不同,卻肯定存在的獨立思辨能力。

當然,我對國家自然有自己的看法,而這些看法未必與香港主流港青意旨重疊。而我們必須以道理來說服人,而不能掩耳盜鈴。也不應單純怪責沒有北上看國情的年輕人,而忽略了政治體制在當中本來可以擔任的角色。港青與中央從來都不應該是站在對立面上。但在欠缺與內地接觸、面對港府及本地政客長年施政不善的情況下,試問普遍港青又怎會對中國崛起,或中港融合抱有絲毫樂觀態度?

*  *  *

曾有人跟我戲言,說經歷了2019年的香港,「年輕人」三個字堪比洪水猛獸,確實難以想像如何跟他們交談。過去兩年,香港風風雨雨,我發現媒體及輿論中所引述描繪的「年輕人」,來來去去總是反覆着兩三種刻板印象。有聲音說,香港的年輕人全是暴徒、無可救藥。也有的說,所有年輕人都對香港前程死心,走的走、走不了就只好留下來,持續走所謂的「抗爭路線」。更有人認為,與其繼續糾纏於香港本地出產的年輕人,倒不如將優秀人才輸入,直接將本地出生的年輕人掃走、去蕪存菁。

但我總是覺得,年輕人其實沒有媒體或輿論所刻畫的那麼簡單或複雜、那麼單一或直接、那麼一體化而欠缺多元。事到如今,我也不認為中央與香港年輕人乃是水火不容,並且只能以最簡單的敵我思維去推演。2019年至今,我沒有放棄過捍衞自己的立場,但我更要因此去了解並找出和我不同立場的人,到底是從哪裏出發、他們痛在哪裏、他們與我和而不同之處在哪裏。

有不少年輕人在想,你們為什麼不問問他們想什麼?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總編輯、《時代》雜誌撰稿人、香港羅德學人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訂戶登入

回上

信報簡介 | 服務條款 | 私隱條款 | 免責聲明 | 廣告查詢 | 加入信報 | 聯絡信報

股票及指數資料由財經智珠網有限公司提供。期貨指數資料由天滙財經有限公司提供。外滙及黃金報價由路透社提供。

本網站的內容概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本網站內容亦並非就任何個別投資者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及個別需要而編製。投資者不應只按本網站內容進行投資。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投資者應考慮產品的特點、其本身的投資目標、可承受的風險程度及其他因素,並適當地尋求獨立的財務及專業意見。本網站及其資訊供應商竭力提供準確而可靠的資料,但並不保證資料絕對無誤,資料如有錯漏而令閣下蒙受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You are currently at: www.hkej.com
Skip This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