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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1日

丁望 思維漫步

戈爾巴喬夫90歲 再議國家罪責

3月3日,戈爾巴喬夫90歲生日;12月25日,則是蘇聯政權消亡30周年。北京等地的民間網絡、微博,有相關話題,重提戈爾巴喬夫的「國家罪責」說。

「國家罪責」說,是針對執政黨缺乏有效的權力制約。其意涵是:在無對手之下,執政黨的權力大,民眾缺乏言論自由,真相往往被遮掩,思想觀念、決策的錯失,可能有損害民眾的「國家犯罪」,必須認錯並承擔責任。

回應的留言,呼籲反思歷史教訓。

公開與人道 須正視謊言

戈爾巴喬夫是斯大林(1924-1953在任)後的蘇共第5個領袖,在1985-1991年任總書記(在他之前稱第一書記),是繼赫魯曉夫(1953-1964在任)之後推行改革的政治家。

赫魯曉夫以批判斯大林極權主義、個人崇拜,開啟「解凍」時代,這種有限度的改革,因勃列日涅夫(1964-1982在任)阻撓而停止,蘇聯回到斯大林式的僵硬時代。後來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是任期很短的弱勢總書記。

戈爾巴喬夫是有改革使命感的政治強人,推動了比「解凍」更具宏觀意涵的改革。

1985年後,他提出改革新思維論,主張更新蘇共執政觀,提出公開化(透明化)、人道化社會主義論,也有逐步實現「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構想。

他有意廣開言路,鼓勵知識界改變陳腐教條、恢復歷史真實。他說:「我們的歷史,有許多謊言。」自由派歷史學家阿法納西耶夫回應:必須徹底公開歷史真相。

以國家之名 行極左政策

從斯大林到毛澤東、勃列日涅夫,都把國家置於至高無上地位,而自己是「人民領袖」、國家的代表。執政黨的相應宣傳,則是以國家、愛國之名,建立或提升領袖及其「重要指示」、政策的「崇高性」和「權威性」;實際是以「國家意志」不可質疑之名,強行家長意志,要民眾當「馴服工具」,往往使極左的政策、折騰釀成社會浩劫。

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斯大林強制推行鄉村全盤集體化和政治大清洗,造成大饑荒和冤案;毛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1958-1962)和毛文革(1966-1976),也釀成大災難。

戈爾巴喬夫認為,執政黨要改革權力機制,以人道化替代斯大林模式的專政。

改革家胡耀邦(1915-1989)擔任總書記時(1980-1986),早有執政理念的更新。

1980年,他提到正視「國家迷信」和個人崇拜,透過「《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觸及權力體制改革:

「對國家的迷信根深柢固,不易一下掃除乾淨。在一定條件下,這種對國家的迷信同對個人的迷信一起泛濫,就必然出現『非某莫屬』的局面。人們虔誠地認為,某一重要職務只有某一特殊人物才能擔任。這樣,終身制就被認為是理所當然。」(《人民日報》1980.10.28)

他正視「封建主義殘餘」,提到黨內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見,「黨內普遍形成一種奴化思想意識」。

他說,有人把黨的領導地位,「錯誤地看成是統治者的地位」。他認為,「統治者和領導者不同」,必須正視權力腐敗:「憑借權力,誣陷和打擊好人」,「弄虛作假、欺上瞞下」。

北京有學者反思毛文革,稱「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如果是依靠其多數或絕大多數成員的口是心非和虛假支撐着」,是不正常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網2021.2.3劉濟生文)。

彭總說真話 勿掩蓋真相

以國家、革命之名神化掌權者及其舉措,或可提升實施政策的時效,但決策如錯誤,民眾承受的風險很大。

二戰時,希特拉在歐洲發動戰爭(1939),日本軍國主義者挑起侵華戰爭(1937),都有「國家至上」的宣傳,這對德、日國民並非好事,對被侵略者而言更是大災害。本國國民絕不能盲目崇拜國家代言者,而應有理性的是非判斷。

德國前聯邦總理勃蘭特(1913-1992),於1970年訪問波蘭華沙,在紀念被關押猶太人的標誌建築物下跪,是有感於希特拉以國家之名侵略波蘭殺害居民的罪惡,釋出為「國家罪責」道歉的善意。

毛以「讓國家強大起來」的口號,發起全民的土法煉鋼、瞎吹水稻畝產數萬斤的大躍進,都可用簡單的常識判斷是錯誤,但民眾無權議論。

直到現在,有些省、市或更低級的地方官,還假借「國家至上」、「愛國主義」實施極左折騰。例如,把農民已種的農作物拔光,強迫改種另一農作物;再如,農民住宅被非法強拆而上訪,地方官便編造「尋釁滋事」、「煽動顛覆」罪名折磨。江西資溪縣一個小官回應強拆民房事件,說:「不要問我為什麼,老闆(副縣長)說動手我就動手,他說拆我就拆」,暴露相關法規「白條化」,仍是「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

胡耀邦、彭德懷(1898-1974)等,都提過「對不起老百姓」。在被清算前的1959年5月,彭總提到勞民傷財的浮誇風:「共產黨人不能說假話,不能欺騙人民,不要裝模作樣。去年大躍進有虛誇風」(《彭德懷年譜》727頁)。在1961年下鄉調查後,他說:「北京有些人就是報喜不報憂,淨聽好的,做官當老爺,也不下來看看。」「現在有人吃不上飯啦!我們對得住群眾嗎?」(《百年潮》2002年7期32頁)

執政黨並未為這些運動的折騰和餓死3000萬人公開道歉。與為「國家罪責」下跪的勃蘭特相比,政治胸襟的差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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