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日

論緬甸（下）

緬甸發生政變至今，正好一個月。

過去這一個月，坊間有不少輿論表示，緬甸民主制度注定失敗，因為其根本性結構十分脆弱（structural fragility），注定在欠缺徹底民主化的情況下，最終只會倒退至極權社會。也有聲音表示，昂山素姬上任以來一直縱容軍方，讓軍方能夠佔據策略性位置，而她個人拒絕就羅興亞難民被迫害等議題表態反對軍方，乃是間接助長了當地反民主、反種族平等的勢力滋生，乃是自掘墳墓 ── 因果由己。

因果由己。好一句因果由己。坐在紅色扶手椅上的離地哲學家，說她是「咎由自取」，椅子濺上的卻是製造人血饅頭所遺留下來的鮮血。

這個年代，做網絡批鬥戰士，很容易。探索或進行實際政治，卻是很難。作為緬甸全國民主聯盟（民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的實質領導，昂山確實要為其黨自執政以來的功過負上一定責任。昂山素姬固然有其不足及不可取之處，在羅興亞人種族清洗議題上也許應當更多發聲，但站在道德高地指罵別人，永遠比起幹實事來的容易。

此時此刻，且讓我們慢慢回顧一下昂山素姬的政治過去，從而就她個人的取態行為做一個較為全面的定論。

一、從昂山素姬經歷看緬甸政治

昂山出生於1945年的仰光。此時的緬甸，正在努力地擺脫英國殖民地政府控制。出世時，她的父親昂山將軍正代表緬甸民眾與英屬印度談判，周旋於正在沒落的大英帝國與後殖民的激進聲音之間，嘗試在盟軍大勝的後二戰格局中，為緬民爭取最大的權利。當然，昂山將軍不是一名聖人──他手上沾滿了他率領緬甸共產黨兩次倒戈的鮮血，也曾經擔任日治的合作夥伴。與其說他是一名出眾的思想領袖，倒不如說他是一名梟雄。他也是一名結局悲慘的軍閥霸主，因為他最終被保守派前總理吳蘇手下暗殺，從而令昂山家族權勢旁落。

及後十數年，昂山素姬隨着作為緬甸駐印度大使的母親，輾轉在印度及英國留學，並於牛津大學聖休學院及倫敦亞非學院畢業。若不是當時母親生大病，相信1988年的昂山素姬也許並不會急於一時回到軍政府獨裁政權（當時緬甸領導乃是吳奈溫，與昂山將軍相隔一代，敵友難分）所掌控的緬甸，也未必會成為日後領導緬甸民主運動的先驅。

1988年3月，緬甸全國各地爆發大規模反軍政府的示威，抗議貪腐而壓榨性的奈溫（Ne Win）政權。奈溫軍隊與警察大舉鎮壓平民，導致多名民眾死傷。當時緬甸的民主運動一直缺乏一些能夠說服知識分子並同時貼近民心的領導，故在強權及白色恐怖下組織鬆散。當然，正在冒起的商界及軍方內部部分開明派，對當時主政者也甚為不滿，故在部分軍方的默許及當地建制局部性支持下，昂山素姬踏出從政第一步，在8888民主運動中嶄露頭角，並透過剛成立的民盟，帶領體制內外菁英與軍政府抗衡。

奈溫政府最終倒台，但取而代之卻是另一個獨裁者（盛倫Sein Lwin）所主導的政權。此政權以「煽動騷亂」的罪名將昂山素姬軟禁，並於1990年的選舉過後（民盟以大比數勝出）宣布界定民盟為一個非法組織。昂山於1991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於及後的二十多年間反覆被軟禁和釋放。

若說2021年的昂山是一名現實主義者的話，此時從政生涯前至中期的昂山乃是一名浪漫主義者，對以「暴力」手法爭取民主，以及「沒有民主的經濟發展」等提倡均嗤之以鼻。後者，也許反映出一種對民主體制獨有的執着，但前者，則肯定是一種跨越道德及現實政治考慮，平衡各方利益所得出的行動哲學。昂山素姬在軟禁期間與外保持一定的有限聯繫，而民盟在先天缺陷的民主制度（flawed democracy）之下，也逐漸累積政治資本及資源，為其日後爭權做出鋪墊。

同時，在國際社會多番交涉及制裁下，昂山素姬最終於2010年真正獲釋，並踏上反對派議會之路。在軍政府仍然牢牢掌控的政治體制下，昂山帶領民盟在2012年4月1日的補選投票中，拿下45席中的43席，並順利當選緬甸議會議員。

作為緬甸最大的反對政黨，民盟在2012至2016年致力與海內外的政權及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並在中美之間取得關鍵的平衡。昂山素姬雖然個人言論多年以來被視為親美親西，但民盟一直與中國維持良好經濟及戰略對話。2015年緬甸大選，民盟獲得九成的選票，勝出議會大選。雖然昂山在憲法限制下，無法參與同月舉行的總統大選，但也成功以民盟成員身份進入內閣擔任外交部長及國務資政，成為具有實際施政權力的無冕之王。

二、從反對派邁向管治：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2016年以來，緬甸一直處於一個脆弱的半民主狀態。雖然軍方在2010年代初作出頗為鮮明的讓步，讓昂山及民盟得以進入管治核心，但軍方仍牢牢掌控着包括國防在內的關鍵機構及部門，以及緬甸絕大多數權力網絡及系統。昂山素姬固然有民意基礎，但空有民意，又如何？事實上，昂山自上任以來，一直嘗試透過修憲及其他官方渠道，削減軍方的正式影響力。但名義上影響力，與實際上影響力，落差甚大，尤其是在法治體制本身已經十分脆弱的緬甸。昂山一方面要推進全方位的社會經濟改革，盡量爭取市場私有化及開放，另一邊廂卻要確保軍方利益得到一定保障，以滿足軍方及社會保守派的異見。在現實政治的框架中取得原則及結果（兩者雖不是徹底對立，卻往往有所衝突）之間的平衡，向來都是一個有苦自己知，難以向他人啟齒的倫理兩難。

昂山上台後，不少關鍵社經領域的改革進度乏善可陳，而她領導下的政府幕僚在處理去年煤礦災難、貪腐、政治改組等層面上屢遭挫折。有不少受過中高等教育的年輕中產及基層選民對國內經濟開放緩慢，尤其是知識產業及中小企等經濟領域開拓停滯不前，以及國內的貧富懸殊，皆感到普遍不滿。與此同時，民盟政府將記者及其他批評聲音監禁及打壓，更被指是重演着當年軍政府的獨裁政治。

再說到羅興亞人這議題。羅興亞人本身是緬甸西部若開邦（Rakhine State）內的入侵者，在英治時期殘殺無數當地人，並對居住該地的佛教徒趕盡殺絕。緬甸獨立後，羅興亞人嘗試將若開邦從國家分裂出去，並導致緬甸政府和絕大多數年長一代的緬甸人對他們排斥並仇視。2016年，若開邦的羅興亞武裝分子對邊境警察作出連番襲擊，緬甸軍方旋即以雷厲風行的手法打壓羅興亞人，令成千上萬名羅興亞人逃難至鄰國孟加拉。

昂山素姬被指對此議題沉默、拒絕發聲，更被指是出賣了緬甸多年以來的民族運動、背棄了她個人的原則及道德主張。昂山在此議題上，僅有數次代表緬甸到外國進行游說，皆是強調羅興亞人的遭遇乃是緬甸內政，不由得別國捏造事實。普遍媒體及主流意見皆認為，昂山素姬任內並沒有採取更主動的措施壓制軍方，禁止他們繼續拓展兵權及迫害少數民族，乃是失職失德。若再詳細點去留意昂山的行為及公開言論，其實不難看見她對羅興亞人遭遇的敷衍式表態。她在2019年出席海牙法庭聽證會時，強調她不會容忍任何「針對羅興亞人的人權侵害」（「no tolerance for human rights abuses」），也曾對外表示必須以內政形式處理難民議題，毋須外國介入。

儘管如此，昂山個人在緬甸的民望仍然高企。2020年當地進行的獨立民意調查，發現79%人仍然信任及支持昂山素姬，支持率比2019年多了9%。在軍變之前，民盟取得歷史上最佳的選舉成績，在476席中贏得396席，佔所有舉行選舉的議席超過八成──相對於2015年的成績，更有一定進賬。當地民眾在昂山領導的民盟與一眾退休軍人組成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之間作出一個「不完美的選擇」，自然會將一票投給當地人公認的「lesser evil」──前者。昂山固然在個別政策議題上不合格，但絕大多數緬甸民眾對她願意聆聽民意、敢於將地區政治及管理制度革新、在經濟上大幅引入外資及貼近民情的發展項目等政績，皆頗為受落。

民盟受歡迎，不只是因為昂山是其領導人、或是因為他們並非緬甸長年累月弄權的軍人，而是因為民盟普遍在緬甸人眼中是一群固然有一定限制，但整體而言仍算合格的新派精英。

至於羅興亞問題，依筆者所見，須知道昂山實際的周旋空間始終有限。軍方對領土及邊境防衞等重大議題皆非常敏感，並對任何可能出現的反對聲音及勢力懷有戒心。就連昂山曾在海外及國際媒體間發表過一句半句稍微同情羅興亞人的言論，都大有可能是間接觸碰到軍方的「逆鱗」，導致了如一個月前的大變天。另外，昂山素姬一直嘗試與中方建立更佳的雙方經貿和政治關係，望能透過「一帶一路」及中國對東南亞發展的興趣，讓緬甸得以從中獲利。此舉被國際反華聲音描黑為「親共」，卻其實是再也正常不過的外交舉動──當然，在軍方眼中，這也是昂山顯得不「安分守己」的另一有利證據，論證了他們一個月前的奪權行動。

三、若我們可將鐘擺調回到2008年……

要真正剖析緬甸過去二十年的局勢發展，不得不提2008年的緬甸憲法。

有輿論指出，緬甸如今諸多問題，某程度上可說是2008年所決議的新憲法所造成的。2008年的決定乃是民主運動（包括仍未結束軟禁的昂山素姬）及當時軍方，在國際專家的倡議及建議下進行秘密磋商所得的結果：雖然名義上乃是軍方單方面提出，實際上是多方在妥協下所達成的協議。憲章規定緬甸國會內25%議席必須由軍方委任，並要求內政、邊境事務及國防部首長必須由現役軍人所擔任。軍方也擁有緬甸兩名副總統其中之一的任命權，能對國內大小事操生殺大權。憲章限制了民選政府的權力，也同時讓軍方能在釋放較少權力的情況下，享受民主選舉「洗禮」及祝福，增加其認受性。

可是批評此新憲章者，未免對政治形勢及可能性過於天真或樂觀。當年軍方所作出的讓步，乃是要向西方伸出橄欖枝，構成一定錯覺，讓其對軍方減輕制裁、讓緬甸經濟得以發展，同時讓緬甸軍方可以繼續維持整體統治。軍方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深諳權力可放可收的遊戲規則，也樂意在次要議題上向昂山及緬甸民眾示好。民盟當時且騎虎難下——若他們拒絕合作，則會被描繪成緬甸民主進程的千古罪人。他們當時的妥協，當然換來的便是軍方對實權的操控——但就算他們說不，也不見得緬甸會因此邁向大致和平的民主善治，而至多只會是權貴階層內鬥所衍生出來的另一個軍閥政權。

有的人可能會說，若時光能倒流十數年，也許民盟可以在暗中向軍方直接、或透過國際夥伴施壓、也許軍方開明派在放權之時可萌生一念之仁，顧及民眾意志與軍方可能出現的重疊或衝突，而選擇將制度「解綁」，讓更多民選官員得以掌握實權，實踐軍民共治的美好意願。又或者西方諸國應當添加更多壓力，迫使緬甸軍方同意徹底放權。又或者中國應當及早在東南亞發展的前提下（雖然2008年的中國，還沒有「一帶一路」的存在），與緬甸軍方交涉，讓緬甸人與華人多年累積下來的敵視得以化解……

但歷史是沒有如果的。歷史分析中，我們往往喜歡將主觀的意願投射在客觀的現實上。但這樣一來有違嚴謹公正性，二來也會令分析偏離事實軌道，讓我們墮入危險的迷思誤區當中。況且，就算時光能倒流十數年，那又如何？政治現實永遠對我們的行為設置重重的牢牢枷鎖。若要妄然地衝破枷鎖，最終可能只會魚死網破。枷鎖中的空間可以很多——也可以很有限——如何把握機遇，創造際遇，說比做永遠容易得多。若果沒有當年的憲法，也許連2008年至2021年的十三年民主化進程都沒有，只會讓緬甸人民陷入更嚴峻的水深火熱之中。歷史沒有完美與不完美，只有不完美和更不完美。

我們不能將時光倒流，只能讓時間長河繼續流……繼續不停地流。

四、道德理想與政治現實

理想永遠很崇高、願望永遠很動聽。一名聖人，能夠排除萬難、披荊斬棘地到達彼岸，出淤泥而不染，這是多麼美好的故事？

但那動人的時光，也經不起回看，更敵不過殘酷現實的禁錮（《羅生門》）。

道德理想確實有其重要性，因為其在無風無浪之際能為我們點出簡單易明的「做好事、存好心、說好話」方法，以個人作為個體、群體作為動力、社會作為舞台，讓我們找尋更佳的道德結果。但在風雨欲來、暴風雨到臨之際，理想並未能解決現實的資源不足、人力所限，以及群體行為的根本民粹式缺陷。要對昂山素姬的個人品德做出批判，需要我們帶入她的角度及處境，並對只有她才知道的事實有一定的掌握，否則我們只會淪為是紙上談兵，就好比隔岸觀火，對官員議員發炮的「吃瓜觀眾」一樣。

妥協是一門藝術。自我反省也是一門藝術。當我們用一隻手指指着他者的時候，其實有四隻手指乃是在指着我們自己。我並不羨慕昂山素姬的處境——她每天無時無刻都是在做出不同的賭博。從最當初走上民主道路時，她將自己本來優渥的社會地位及人身安全押在緬甸的政治改革上；到她從軟禁走出來，決定自己是否參與議會政治時，有關自身經濟及家庭成本的考量；再到她在羅興亞議題上與軍方斡旋，當中必須做出的道德犧牲（moral sacrifice）……這些得失衡量；毫不容易，也並無明確的「正確答案」。

正如西方諺語所言，she's damned if she does, and she's damned if she doesn't.

這周，將會是我緬甸三部曲的最後一篇。

筆者當然冀望，具創意的、具道德勇氣的緬甸人能夠放下政見分歧，放下身份政治及執念，齊心協力地渡過難關。（下刪「明天會更好」一萬字）但理想很美好、現實很殘酷。在最絕望的時候，我們也許沒有選擇，也沒有理由去繼續相信。

在最黑暗的時候，我們不能選擇光明。We can see no light in the dark.

我們只能選擇光明。Yet light only, we must choose to see.

黃裕舜＿牛津政治評論總編輯、《時代》雜誌撰稿人、香港羅德學人